1937年9月11日，胡风主编的《七月》周刊在上海创刊。在创刊号上，他以高荒为笔名发表诗《敬礼》代创刊词，同时发表他的诗作《血誓》，誓与侵略者抗战到底。《七月》周刊出版三期后，胡风撤离上海，经南京乘轮船去武汉。10月1日到达汉口。胡风在此会见了中共中央驻武汉领导人董必武，向其汇报了他在上海的工作情况。此后，在中共的支持下，胡风在武汉恢复了《七月》，并把原来的周刊改为半月刊，后因武汉失守而停刊。

　　“七月派”在重庆

　　1938年12月，胡风到重庆后，一面忙于文协研究部的工作，一面忙于《七月》在重庆复刊的筹备事宜。胡风在到达重庆的当月，便到复旦大学，开设了“创作论”和“日语选读”两门课。他一到校，就应学校“抗战文艺学习会”之请，对全校师生作了《抗战以来的文艺动向》的演讲。后改题为《民族革命战争与文艺———对于文艺发展动态的一个考察提纲》，1939年7月，发表在重庆复刊的《七月》第一期上。

　　胡风到北碚复旦大学任教后，很快编成了《七月》复刊号，即第四集第一期，交由华中图书公司出版。为《七月》撰稿的作家、诗人逐渐形成了“七月派”作家群，其主要成员有胡风、艾青、田间、邹荻帆、鲁藜、绿原、冀仿、路翎、孔厥、丘东平等。而“七月派”中，又以诗歌最为突出，所以又有“七月诗派”之说。先后在《七月》发表诗作的有39人，除上述“七月派”主要成员外，还有曾卓、天兰、孙钿、芦甸、杜谷、朱健等人。这些人中除艾青、田间等少数是早已闻名的诗人外，其余大多是血气方刚的青年、出类拔萃的文学幼苗，诸如邹荻帆、冀仿、绿原等，都是复旦大学的学生。

　　在重庆复刊的《七月》，一如既往，保持了它一贯的特色，一面公开发表陕甘宁边区作家的来稿，一面刊登国统区进步作家的力作。曹白的《在敌后穿行》、丁玲的《警卫团生活小景》，歌颂了八路军和游击队；绿川英子的诗作《失去了的两个苹果》，号召日军士兵参加反战同盟。同时《七月》还发表了一些特写，记录日军轰炸重庆的滔天罪行。

　　胡风既是《七月》杂志的主编，又是其主要的撰稿人，在《七月》发表了许多有影响的诗、文，特别是关于文学理论及文艺批评方面的文章。他师承鲁迅，笔锋凌厉，雄视当时，极受广大读者欢迎。正当胡风在北碚定居下来，生活开始平静，一心一意要教好学生、办好《七月》的时候，1940年初夏，日寇飞机又来狂轰滥炸北碚。这天中午，胡风正在家吃午饭，忽然警报长鸣，大家躲在桌子底下，才侥幸没有伤亡。

　　敌机走后，前院的邻居有两人被炸死。附近的稻田被炸成大小窟窿，竹林被削倒一大片。他在草丛中找到一大块破碎的炸弹翼片，有一尺多长，他当即在上面写下：民国二十九年五月二十七日，日寇轰炸复旦大学，孙寒冰教务长及五位同学罹难。租赁的房屋不能住了，胡风又迁居东阳镇石子山，与通俗读物编刊社为邻。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由中共南方局同文协安排，胡风只身去了香港。但香港不久亦被日军占领，他得到东江游击队的帮助，才脱险潜往桂林。直至1943年3月，才再返重庆。

　　这时，胡风又精心策划，并亲自操作，编辑出版“七月诗丛”。最先出版了合集《我们是初来的》，接着先后出版了：胡风《为祖国而歌》，艾青《向太阳》、《北方》，田间《给战斗者》等。

　　“七月派”以诗歌为主，其实在其他文学方面也不逊色。不管是杂文、散文与小说，都是一样，充分体现了他们在创作中，将主观思想感情与客观现实结合起来，用自己的精神和意志去理解生活、描写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