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著名记者严正早年在湖南大学读书时，常用“严怪鱼”的笔名来抨击时政，因为文笔犀利，性格耿直，有人评论他性情“又怪又愚”，于是他索性以严怪愚为名。1935年，严怪愚从湖南大学经济系毕业，放弃了所学专业的大好前途，却投身新闻界工作，开始了动荡危险的记者生涯。

　　1939年12月，汪精卫由昆明飞抵河内，发表了“艳电”，与近卫声明遥相呼应，建议中日和平，力劝蒋介石投降，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终于公开投入了日本侵略者的怀抱。国民政府为了防止丑闻外扬，立即封锁消息。重庆的各报社在新闻管制的高压政策下，也都不敢揭露这一丑闻。

　　此时，国新社的著名记者范长江为如何把消息传播出去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突然想到了严怪愚，于是将相关材料转给了严怪愚。严看到后拍案大呼：“可耻！可耻！真是民族败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领土，杀我同胞，而今有人认贼作父，想将五千年文明古国拱手相让。我必须冒着杀头坐牢的危险，马上予以揭露。”

　　严怪愚连夜写出了《汪精卫叛国投敌前后》一文，文不加点，立即发往《力报》总部，第二天头版头条报道此文。严怪愚一针见血地指出：“汪兆铭先生倡导的和平运动，是公开投敌的可耻勾当，也是片面抗战路线的必然趋势。日寇在华进行政治诱降，看来已初见成效，国人切不可等闲视之！”此文一出，举国哗然，群情激奋，纷纷要求严惩卖国贼。国民政府眼见纸包不住火了，才允许中央社和其他各报社报道汪精卫的叛国丑闻。

　　严怪愚此壮举赢得了“新闻勇士”的美誉。此后，他又不畏强权地做出大量真实反映中国当时状况的报道，让世人看到了真实的抗日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