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卡洛·巴斯塔辛（Carlo Bastasin）与切萨雷·梅利尼（Cesare Merlini）发表合著文章《欧洲外交政策：寻找德国伽利略》（European Foreign Policy: In Search of a German Galileo），对德国在欧洲经济、政治及外交上的地位进行分析。他们认为，德国的经济优势或将转化为政治及外交影响力，在欧洲发挥领导作用。

　　坚持欧洲一体化

    是政治外交影响力的决定性来源

　　巴斯塔辛与梅利尼在文中表示，过去的几年里，德国政府在影响欧洲经济政策方面起到了核心作用。德国已经确立了其在欧元区内最大的、最稳定的经济体地位，在一定程度上也已经成为其他国家制定经济政策的标杆。同时，德国政府在乌克兰危机中的直接干预、对希腊危机的处理等方面，都反映出其在经济、外交政策上的指导作用。

　　文章认为，德国的经济优势在可预见的未来将会继续保持，使其能够借助相对于其他欧元区国家更大的财政能力，来影响其他方面政策的制定。持续的贸易顺差、较低的债务清偿负担等，将给德国带来可观的净储蓄，而相比之下，很多欧元区其他国家的净国民储蓄则为负值。而该现象的必然结果将是，德国的财政能力会帮助其获得欧盟中地缘政治中心的地位，财政能力与国防能力的升级也将强化德国政治影响力。

　　但是，德国经济实力是否是其争取到更大领导作用的跳板？

　　巴斯塔辛与梅利尼表示，德国经济优势显著，且一直以来积极、坚定地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尽管德国也受到其他欧元区伙伴以及美国政府的批评，但其采取的方法很大程度上都符合欧洲联盟基本条约（European Treaties）中的原则。此外，德国政府克服了强大的内部反对和阻碍，使欧洲中央银行不计代价拯救欧元，改革银行系统，促进和引导欧洲经济复苏。但德国在经济政策上与欧洲司法体系的一致性，在应对欧元危机时，并没能使其摆脱批评。欧洲严重的经济衰退，仍旧带来了更多的指责和责任转嫁，侵蚀了欧洲民众对于进一步欧洲一体化的共识。

　　而德国始终坚持欧洲一体化是其实力与影响力的决定性来源，通过对欧洲的整体力量作贡献，也加强了其在欧盟以外的影响力。德国外交部近期发表声明称：“德国自身不具备足够的影响力维护其在国际上的利益和价值，也无法成功解决冲突或巩固国际秩序。只有通过欧洲整体，才能有足够的分量发挥作用。”

　　德国暂未能摆脱

　　以欧洲为中心“旋转”

　　德国在尝试将经济领导力转为外交政策影响力的过程中，存在一系列的问题。首先，在结构上，欧盟的外部活动主要是通过政府间、机构间进行的。然而，这一结构问题又会变成政治问题，因为在一个政府间的结构里，每个成员国的相对实力带有更多的地缘政治性。而坚持对外交和安全事务进行政府间管理方式，英法等国具有较强优势。因此，德国必须创造更多条件，使其能够与伙伴进行更为紧密的合作。

　　欧洲外交政策上缺乏政治维度与透明讨论，这给很多关键问题的解决带来了负面影响。巴斯塔辛与梅利尼表示，当前，德国有机会示范一个新的领导观念。

　　就德国如何成为可靠的领导，巴斯塔辛与梅利尼表示，德国总理及其联合政府应邀请尽量多的欧洲伙伴加入到一个更综合全面的机构设置中，而不是当下这种政府间机制。还应让欧盟理事会、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等欧洲公共机构发挥更大作用。这也就意味着德国及其他参与国的内部法律及宪法力量要更多地让位于欧洲整体的主权，否则德国尽管有中心地位、令人赞誉的原则性以及强大的经济实力，其仍将以欧洲为中心“旋转”。

　　判断德国外交事务中的角色

　　仍有待观察

　　在美国威尔逊中心全球欧洲项目研究员、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大学教授迈克尔·吉尔里（Michael Geary）看来，巴斯塔辛与梅利尼对未来德国在外交事务中能够扮演的角色可能过于乐观。

　　他表示，巴斯塔辛与梅利尼在文章中提到德国的经济实力或可转变为在外交政策上的影响力。然而，德国在经济上的领导地位并未被欧洲人完全赞赏和认同。例如，其主张在欧元区的一些国家实施紧缩政策，在希腊、西班牙、葡萄牙、法国等很多国家的地区、国家选举中，已经遭到了普遍的反对。一旦欧洲经济复苏，德国的经济主导地位便会大大削弱。至于欧盟外交政策中的领导问题则更为复杂，欧盟在制定切实可行的外交政策上已经努力了数十载，不能仅凭近期的表现来预测德国能否成为解决欧洲问题的中坚领导力量。

　　此外，巴斯塔辛与梅利尼在很大程度上关注了德国近来在推进乌克兰危机和平解决上的外交努力，但还要看德国在其他动荡地区的表现，比如中东、非洲等区域。这样才有可能判断德国是否能从欧洲整体的中心出发，而非从其本国这一“中心”出发，以及是否能够在欧洲发挥领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