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逸先生是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开创者,如今清史所已在清代政治史、边疆民族史、秘密社会史、清代思想文化史、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清代基层社会史等各个领域不断开拓进取,形成了较强的研究团队,并持续不断地涌现出新的研究成果。

　　●力求把清朝放在全球史的背景下加以重新审视, 并提出18世纪是世界历史的分水岭

　　先生晚年仍不懈地拓展新的研究领域,其中力求把清朝放在全球史的背景下加以重新审视应该算是最为重要的一次探索转型。20世纪90年代中期,先生与北京大学张芝联教授共同筹建了中国18世纪研究会,发起召开“十八世纪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主编《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系列丛书。在丛书的《导言卷》中,先生提出应“力求把中国史放在世界发展的背景中加以考察比较,改变中国史和世界史分隔和孤立研究的习惯。要更深刻地理解某个时段、某个地区的历史,应该跳出时空的限制,把它放在更广大的范围中,以克服时段和地区的狭隘性”,并提出18世纪是世界历史的分水岭的主张。先生的这一洞见在西方学者中亦有讨论。如法国哲学家福柯就提出西方国家的产生经历了三个阶段:最早是司法国家,它脱胎于封建型领土政体,对应的是法律(习惯法或成文法)社会,涉及一整套义务和诉讼的相互作用;其次是行政国家,产生于15、16世纪国家边界(不再是封建)的领土性中,对应的是管制社会和规训;最后是治理国家,它不再以其地域和领土来界定,而是以其人口的多寡及其容量和密度来界定,其实也包括领土(人口就分布在领土上,不过领土只是几个组成要素之一)。治理国家实质上作用于人口,治理国家参照和利用经济知识这一工具,它所对应的是由安全配置加以控制的社会。

　　我们发现,在18世纪的清朝也出现过类似福柯所说的向“治理国家”转型的迹象:18世纪以前,清朝统治者尚把大部分精力用在开疆拓土和建立清朝正统性这些方面,频繁的军事征伐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乾隆朝则基本稳定了疆域,向基层渗透的行政化步伐逐渐加快,这一时期人口增加到3亿,迫使清廷不得不围绕人口激增的现状调整统治策略,改变行政运作的结构。先生在《乾隆帝及其时代》这本专著中对这一转型有所涉猎和描述,验证了18世纪是世界历史的分水岭这个判断的重要性,同时也间接呼应了西方学界认为18世纪出现了重大历史转型的经典论断。

　　●提醒史界注意清朝本身历史具有强烈的独特性

　　先生不仅强调清朝在世界历史中所应具有的位置,同时也敏锐地指出不能把清朝的历史简单地与世界史发展的普适性等同起来,而应该洞察其独特性的一面。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先生给博士生朱雍的著作《不愿打开的中国大门》一书作序时曾提出:“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差别似乎不仅仅是发展速度的快慢,而是在文化特点、社会结构上存在深刻的差异。假如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中国将按照自身的规律向前发展,从内容到形式将会和西方世界很不相同。譬如两列火车在两条轨道上行驰,各自奔向遥远的未来,我们不知道两条轨道将在何时何处会合交接。”这个看法与当时主流的见解并不同调。先生既注意到了清朝在世界史发展格局中的位置,也提醒史界注意清朝本身历史具有强烈的独特性,必须兼顾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