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借比较文学而仰望欧美、追随西方之时,乐黛云先生在这处高地上,瞩目的是中国的文化与诗学传统,她思考它们与学术的落点,是将差异而普遍的中国思想带往世界。深深地内在于、代表着“五四”文化的精神,又自觉地尝试超越其上,乐先生在她逾不惑再起步的学术生涯里,有着寻觅、发现、建构、确立现代中国文化主体的高度自觉。

　　在中国,大约没有哪个人文学科的建立,曾如比较文学那般起始分明、风生水起;或如比较文学那样,挟携着、铭写着一个时代的梦想与欲求,同时反身书写、形塑着自己的时代。

　　一个激情盈溢的年代,一段悲情对决的岁月,一份因理想而青春勃发的记忆。那时节,西来且新鲜的“比较文学”,便如同某种时代的微型肖像与文化印鉴。

　　在我个人的经历与体认中,我对比较文学的认知、国际视野中的比较和差异意识、我与这一学科丰厚而稀薄的联系,都系于一个人——乐黛云先生。事实上,这也是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史上的事实: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记忆中,比较文学的旗帜重叠着乐先生的名字,她不仅是中国这一学科的奠基人与确立者,她也自始至今,以她的学养、气度、胸襟、精神气质与人格魅力召唤着、集聚着人们对新学科、新思想、新理论与“走向世界”的热望和实践。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乍暖还寒、阴晴不定的时日。我的求学岁月,在彼时的北大,乐先生于我,于我的同学们,是一则“传奇”、一个偶像。那时的北大课堂里突然多了一些新鲜却沧桑的面孔,几乎成了那个时代特有的悲情与激情的标识形象。乐老师则不然。当她再次出现在文学课堂上,迸发出的是一份受阻良久、骤然喷发的意气与才情。要很久以后,她传奇般的青年时代,她的落难,她和汤先生间的世纪爱情……才会在学院内外流传。在乐老师的课堂上我曾始料未及地遭遇震撼:听她以尼采哲学的视野读茅盾,“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如此强烈且鲜活地洞穿了茅盾笔下的、或激进或颓废的青年形象;“大革命”时代的“动摇、幻灭、追求”,在西来的光束下,陡然呈现了迥异的色调与意蕴。在神采飞扬的讲述间,乐老师看上去是如此的年轻,你间或遗忘了那泼洒在田间、牛棚、锅炉房、那无望中的23年的光阴。不久后,这位令我们这些年少轻狂、桀骜不驯的学生折服的“新”老师暂且离开了我们的视野;那时,没多少人知道,乐老师是最早接受美方学术邀请、负笈大洋彼岸的中国人文学者。及至她与汤先生相携归来之时,她已然成了校园偶像。

　　犹记彼时宿舍里熄灯后的倾谈。乐老师是其中的主角。其时,带着激情和饥渴、羡慕(些许嫉妒),同学们谈得最多的,是与乐老师伉俪同回的,不是当年的令人羡慕的“归国人员”特权物:日本电器,而是十几箱书——“国外最新学术著作”!七八十年代之交,在我们的心中,那不啻是一座阿里巴巴的神秘宝藏。再以后,同学中的勇敢者登门求教,为师长热情接纳,便俨然成了乐老师的座上客。的倾谈里便多了亲历者的细节:乐老师的豪爽,汤老师的儒雅,那一对出色的儿女;乐老师家独有的“壁纸”:四壁上顶天立地的书柜,满满的古籍与新书。新年夜,乐老师开门纳客,宾客如云,其中不乏师者,但多有学生。亲历者特别描绘了屋中的一道风景:十字拉起的挂绳上密密匝匝地悬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精美贺卡。师生们一起包饺子、度新年……我不在其中。那时,对我所倾慕和折服的人或事,我只会远远地注视,默默地关注和倾听,不愿近前半步,生怕唐突、亵渎,生怕被拒绝或轻看。

　　渐渐地,乐老师不再仅仅是北大校园中的一个身影、学生们口中一个口耳相传的故事,而且是20世纪80年代幕启时分最响亮的名字之一,而且这名字与一个悄然舶来、渐次耀眼的学科之名重叠在一起:比较文学。似懂非懂、知之不详地体认到:那是全新的学科与方法,那是豁然洞开的视野与路径,那是新的可能与未来;甚至,那就是新的十年、新的世代的号角和召唤。悄然清晰起来的是,比较文学不仅关乎文学,更是重新校订中国的位置。那是大学、人文学科自觉的更生与重建。我可以想见乐老师当时所置身的风云际会之处,所肩负的重压与冲击。她事实上树立并执掌着“比较文学”这面旗帜,至诚、谦和地站在前辈至尊的后面,积聚起那时节无数激情张扬的一代青年学子。一个学科的建立。一个时代的开启。及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已在乐老师麾下,西渡大洋彼岸,才购到乐老师赴美时出版的自传。捧读之时,在那题名:To the Storm(《走向暴风雨》),显影出更长的时段,更丰满的意味——乐老师的一生充满了疾风暴雨,但她始终并非受困或失陷,而是迎向风暴。那时节,比较文学是一方沃土,一隙蓝天;继而是一场悄然的飓风;到它成就为一处异常热烈的论域、最终成就为一个全新的学科,它已在乐老师的预期与自觉之间,改写了中国文学的地形图。然而,即使彼时,乐老师已棋高数筹:当人们借比较文学而仰望欧美、追随西方之时,乐老师在这处高地上,瞩目的是中国的文化与诗学传统,她思考与学术的落点,是将差异而普遍的中国思想带往世界。深深地内在于、代表着“五四”文化的精神,又自觉地尝试超越之上,乐老师在她逾不惑再起步的学术生涯里,有着寻觅、发现、建构、确立现代中国文化主体的高度自觉。作为暴风雨时代的女儿,乐老师始终保持着批判、自我批判的犀利、锐敏与勇气,因此绝不会陷囿于“国学”“国故”的窠臼。于我,于我的时代,乐老师一边不断拓宽、延展着理论,尤其是西方新锐理论的天际线;一边在广阔的国际视野中展示、开启着中国文化、中国文学、中国诗学的博大精深的宝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