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师范大学南门进入校园,左侧的一块黑色石碑令人瞩目。石碑上镌刻着的八个大字,“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是这座重点高校的校训,由启功先生拟就并题写。当年,启功先生受邀撰写校训,初拟草稿为“师垂典则,范示群伦”。刚落笔,就感觉不是很满意。一是稍嫌艰深,“文意”太足,“古意”太浓;二来显得有些平板,过于静态,跟时代的风潮不太合拍。于是再三斟酌,最终圈定了“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这八个字,承接“师垂典则,范示群伦”的思想与内涵,又更加通畅晓白,富有时代气息,不但紧扣“师范”二字,而且蕴含了学与行、理论与实践、做学问与做人、做一般人与做老师之间的辩证关系,准确地道出师范院校办学的理念与方向,深得全校师生的首肯。这八个大字被启功先生以带行书笔意的规范楷书写出来,又镌刻在立式的黑色石碑上,矗立在校园之内,文辞内容、石碑制作和校园环境融为一体,显得平易、雅致而又崇高。校训石碑业已成为这座高校的一道风景,这八个大字也成为一代又一代人民教师的座右铭。

　　从“师垂典则,范示群伦”到“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可以窥见文艺创作的一条准则,那就是要尽力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保持动态的均衡,既有传承又有创新,既要符合“旧”的规范又要适应“新”的趣味。

　　植根传统:明确“从哪里来”

　　所谓传统,并不等于所有的历史存在,而是由社会完全承认的优秀成果重新建构而成的。时光飞逝之后,历史得以充分沉淀。一部文学史,哪些作家需要长篇幅的重点论述,哪些可以占据一个小段落,哪些只能是一笔带过,基本上是有定论的。传统能够通过自身告诉我们,文艺创作的标准是什么、主流是什么、方向是什么。传统的含义确实难以清晰把握,但它就像一条澄之不清、扰之不浊的大河,所有的文艺探索只有时刻身处其中才能行得更远,一旦有所偏离,便有可能被风浪拍打在沙滩上,化为尽管美丽却已然没有生命气息的贝壳。

　　今天已经习惯了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里的“优秀”不仅在于限定,更具有强调的意味。由于传统凝聚了丰富的生活经验,汇集了历代的优秀成果,渗透了高尚的审美情感,自当成为文艺领域的创作典范。比如,人们在走路时如果迈出左腿则扬起右手,而迈出右腿后必然伸出左手。京剧表演讲求以舞台形态吸引观众,其中,“子午相”便高度提炼了人的活动方式,要求演员在亮相时,面部、眼神、胸部、双臂、腿脚的摆放位置应处于不同的方向,从而达到收放适宜、开合有度而又能互相映衬的效果。假如身形、面部、手眼、脚步都摆放在一个方向上,便显得呆板。京剧大师谭富英先生不光嗓音甜脆酣畅,扮相更是出众。高度程式化的表演,他能够运用得不露痕迹而臻于化境。相传,在他的票价是一块钱的时候,就有观众评价说:“谭富英这一亮相,就值八毛钱。”

　　近现代以来,社会环境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在反对落后、学习先进、革新图强的过程中,“传统”一语在逐渐词汇化的同时,也被赋予了过时甚至腐朽的意义,不知不觉中增添了与“现代”相对立的色彩。比如说,当代的书法创作越来越追求作品的形态变化和风格新异,由最初的“碑学”而“民间书法”,又至“现代书法”“流行书风”,再到“非汉字书法”“乱书”等,各种书法探索思潮层出不穷,并纷纷冠之以“现代派”。同时,受市场经济大潮追求短、平、快节奏的影响,一部分文艺工作者失去了艺术追求的坚定信心和必要耐心,企图能够缩短艺术成功的周期,于是在创新的名义下,生产了一系列奇奇怪怪的作品。妥协于艺术创作的现状,文艺界提出标准多元化的说法,试图调和各种不同的文艺现象。这一做法在开拓了人们视野的同时,也造成了创作和认识的困惑。打个比方说,一斤古代相当于十六两,今天被认定为十两,其间存在的重量换算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但是,如果一斤有时等于四两,有时又等于七两,这就糟糕了,隐含着混乱的趋势,可能逐渐消解文艺的本质属性。文艺创作只有根植传统,才能坚守文艺的基本标准,认清文艺发展的主流,始终铭记自己是从哪里来的。

　　着眼时代:明确“要干什么”

　　作为文化的集中体现形式,文艺作品主要通过形象化的方式来感染人、鼓舞人、教育人。文艺创作,无论作为思想意识层面的一般认识,还是专业层面的深入实践,都是对现实社会中一切现象、成果的能动反应和有效反馈。因而,文艺创作应该着眼于时代,解决“为什么”“做什么”和“怎么做”的问题。在1955年国庆节之际,齐白石老人经过周密的艺术构思,创作了著名的《祖国万岁》作品。画作以苍劲的力道、浓重的笔墨、精准的勾勒描绘了万年青的形象,果实累累而浓艳欲滴,枝叶苍翠又欣欣向荣,作品的意象、个人的情感和节日的氛围实现完美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