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代表人物、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教授丹·席勒,应北京大学“大学堂”讲学计划的邀请,在北京开展了为期一周的讲学。讲座的第二场,会议室挤满了听众,不少外校的学者也慕名而来。

　　这场讲座的主题是“美国信息传播业的历史考察”。丹·席勒身材高大,在两个小时的演讲中始终保持挺拔站立的姿势;他声音高昂,语速飞快,中间不留停顿。演讲结束后,他坐下听现场听众的提问,看上去有些疲惫,回答问题如喃喃自语,仿佛刚刚两个小时的演讲已经用掉了他的全部精力。不过当他提到他的“学术英雄”雷蒙·威廉斯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到他演讲时的热情开始慢慢回归。

　　丹·席勒(Dan Schiller),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教授,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标杆人物之一。他先后获得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哲学学士学位、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传播学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其研究专长和教学领域主要集中于信息资本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通信史、信息与社会、通信政策研究等,曾在国际顶级期刊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并且是十几个SSCI期刊以及全球知名学术刊物的编委会成员。

　　丹·席勒的专著《数字资本主义:全球市场体系的网络化》《信息拜物教批判与解构》《传播理论史:回归劳动》均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对信息传播领域的审视。其新作《数字化衰退:信息技术与经济危机》(Digital Depress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Economic Crisis)一书的中文版也即将面世。其父亲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是美国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精神领袖,相比赫伯特·席勒的文化帝国主义批判,丹·席勒更加关注对数字资本主义的批判。

　　之后,丹·席勒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这位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标杆人物保持着他一贯的批判锋芒,尤其对数字资本主义结构下的产物尤为警惕。他认为信息产业无法帮助资本主义走出危机。谈到大数据,他看到的是背后的权力落差。当人们都在谈论信息过剩时,他却看到还存在一个“信息赤字”。

　　在传播学领域,政治经济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曾一度不睦,但丹·席勒对英国著名文化批评家雷蒙·威廉斯却推崇之至。如果雷蒙·威廉斯在1976年能够为他找到上课的场所,丹·席勒如今从事的可能就不是政治经济学研究,而是成为一名文化研究学者。谈到他的父亲、美国传播政治经济学创始人之一赫伯特·席勒,他坦言自己的研究之路也许是绕了一个大弯才回到他那里。

　　信息产业无助于资本主义走出危机

　　《中国社会科学报》:数字资本主义是您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您提出了数字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最新发展阶段的论断。与上一阶段相比,当前互联网时代的数字资本主义发生了哪些变化?

　　席勒:资本主义的基本规则并没有改变,照常存在,比如利润最大化、生产效率、劳动控制等,这些跟之前的农业和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相比并无两样。发生深刻变化的是其运行模式,它的主要盈利来源、投资场所、劳动力技能和大规模销售商品种类都与之前不同。要知道,当前美国单一种类投资最多的是信息通信产业,而不是传统制造业。盈利方面也是如此,苹果公司的财务报告显示,它在2016年一至三季度盈利450亿美元,成为迄今为止最为赚钱的公司,而且它手头还拥有约2350亿美元的现金及流动资产。这种情况在125年前会是铁路公司,之后是美国钢铁公司,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通用汽车,但现在完全不同了,最为赚钱的是信息通信业。

　　但是,有些东西却是持久不变的。虽然苹果公司可支配资金达2350亿美元,按说可以投向任何地方,但它为何不去投资呢?因为它找不到其他可以如此大规模盈利的行业。一个盈利最大的公司却无法用手头的2350亿美元去获得更多的利润,体现出资本主义始终无法避免的停滞趋势,它周而复始,每隔一个周期就会出现。这是政治经济学中资本主义不变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