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2日,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举行主题为“部落政治:群体本能和国家命运”的研讨会。会上,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蔡美儿(Amy Chua)与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迈克尔·E. 奥汉隆(Michael E. O’Hanlon)就会议主题展开讨论。

　　蔡美儿提出,人类是群体性动物,需要群体归属感。在世界上许多地区,群体认同(族群的、宗教的、氏族的、地区的)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然而,美国对部落政治的力量常常无知得惊人。无论是解决国内政治问题,还是制定恰当的外交政策,美国都需要重视部落政治的影响力,并通过找回一种超越部落政治的国家认同来扭转美国政治和社会的分裂、极化趋势。

　　外交政策失误

　　蔡美儿谈到,对部落政治的无知,造成了美国在过去50年里的诸多外交政策失败。例如,“9·11”事件后美国带头发动阿富汗战争已过去了17年,美国为此花费了8400多亿美元军费,死伤军人2400余人,而塔利班仍未被彻底粉碎。

　　美国将塔利班组织视为一群为本·拉登提供庇护的原教旨主义者,却忽视了族群和部落认同在阿富汗局势中的巨大影响力。阿富汗是一个多族群国家,其国歌和宪法中明确提到了14个族群,其中人口最多的是普什图族、塔吉克族、乌兹别克族。普什图族曾统治阿富汗数百年,而美国对阿富汗发动军事干预的时期,普什图族正开始失去其历史性的主导地位,并受到乌兹别克族和塔吉克族的威胁。由于塔利班主要由普什图族构成,反对塔利班的“拯救阿富汗伊斯兰联合阵线”(又称“北方联盟”)则主要受到乌兹别克族和塔吉克族的支持,在普什图族看来,美国打击塔利班就相当于与“北方联盟”站到了同一阵营,成了敌人的盟友。这导致大量普什图族民众反对美国。尽管塔利班是一个压迫性的政权,许多普什图族宁可受其统治也不愿意族群敌人上台。

　　类似地,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前夕,在伊拉克总人口中仅占15%左右的伊斯兰教逊尼派在经济、政治、军事上掌控着这个国家。从奥斯曼帝国到英国占领时期,再到萨达姆·侯赛因统治时期,逊尼派在伊拉克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而占国家总人口60%左右的什叶派大多是穷人,其中许多人居住在城市外围的贫民窟。此时,美国将“民主政治”引入伊拉克,一直受打压的多数群体被赋权并有了“翻身”的机会,美国的“民主政治”没有消融反而加速了群体冲突。在选举中,什叶派和逊尼派都只为己方投票;当逊尼派意识到人数劣势(15%)意味着他们难以在选举中获胜时,就掀起叛乱,进而推动了“伊斯兰国”的崛起。

　　国民内部分裂明显

　　蔡美儿认为,就国内而言,美国现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时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在美国两百多年的历史中,人口上占绝大多数的白人群体一直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方面面主导着这个国家,这令白人在政治上感到安全。虽然部落主义、群体身份认同在过去并非不存在,但白人群体的主导地位非常强,以至于其他群体是沉默的。而今,随着美国人口构成的巨大变化,白人即将成为少数群体。据美国人口普查局预测,到2044年,现在的少数族裔将占美国总人口的大多数,白人占比将降至49.7%。这一趋势令白人感受到威胁。据皮尤研究中心等机构调查,工人阶层美国白人中67%称自己受到的歧视和迫害多于少数族裔,全体美国白人中50%以上有这种感觉。现今,几乎所有美国人都感觉自己受到威胁:非裔、亚裔、西班牙裔感到受威胁,白人也感到受威胁;特朗普出任总统后,女性感到受威胁,社交媒体上谴责性侵犯与性骚扰的“我也是”(MeToo)运动爆发后,男性也感到受威胁;同性恋人群和异性恋人群、政治自由派和政治保守派都感到受威胁。而且,每个群体都认为其他群体称自己受到威胁是荒谬可笑的。这就是部落政治的关键:当人们感觉受威胁时,会变得更具部落性、更狭隘、防御心态更强、更强调“我们”与“他们”的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