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和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需要，对加强改善宏观调控的探索和创新从来没有停止过。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面对国内外经济形势的深刻变化，我国新一轮宏观调控创新，内容丰富，创新点多：

　　——在总体思路上，具有全球眼光与战略思维。

　　坚持“发展思维”，把稳中求进作为宏观调控总基调；坚持“底线思维”，把稳增长作为宏观调控首要任务；坚持“创新思维”，把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作为宏观调控的着力点；坚持“全球”思维，把实现国内与国际经济协调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

　　——在调控方式上，实施区间调控和定向调控，并把两者有机结合起来。

　　2013年提出了区间调控的新思路，确定经济运行合理区间的“上限”是通胀率目标，“下限”是增长率目标和失业率目标。只要经济运行在这一区间，就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把工作重点放在调结构、促改革上来，一旦滑出这一区间，则坚决进行相应的调整。2014年又提出了定向调控。

　　区间调控侧重稳总量，定向调控侧重调结构，两者紧密结合，不仅对国民经济平稳运行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也是中国宏观调控实践对宏观调控理论的重大贡献。

　　一是拓展了宏观调控目标。传统经济理论和过去的调控实践大都以某一指标作为宏观调控的目标，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松紧来实现这一目标。目标选择上，凯恩斯主义者倾向于经济增长率，货币主义者更倾向于通货膨胀率。区间调控最大的创新点就是形成了“目标+区间”的新调控目标定位。实践证明，区间调控好处有二：一是复合目标组成的区间目标代替单一目标，防止了顾此失彼。二是更易于稳定市场主体对政策的预期。

　　二是提高了宏观调控的精准度。传统理念下的总量调控缺乏精准度。定向调控则是针对国民经济的短板以及薄弱环节“点穴式”调控、“滴灌式”调控，显然比“全身施疗式”、“大水漫灌式”更为有效。新一届政府的宏观调控从理论上第一次赋予了宏观调控结构性的内涵。特别是“区间调控+定向调控”的政策组合，更是精妙一招。

　　——宏观调控和深化改革并举，拓宽宏观调控的内涵。

　　改革政府自身，更多激发市场活力。通过简政放权，推动政府自身“瘦身”，重塑宏观调控的主体基础，使政府在市场发挥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前提下更好地发挥作用。随着行政审批事项大幅度减少和商事制度改革，市场准入门槛不断降低，新的市场主体不断涌现，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各种形式的创新创业活动蔚然成风。

　　改革宏观调控工具，更多使用市场化手段。在本轮宏观调控中，富有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工具体系正在加速形成。货币政策方面，在适时适度交替使用数量工具（降低准备金率、公开市场业务）和价格工具（降息）的同时，不断推出新的数量工具，如常备借贷便利、短期抵押贷款、中长期融资债券等。特别是在降低基准利率的同时，逐步扩大存款利率的浮动范围，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财政政策方面，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实行结构性减税和适当增加财政赤字的同时，加大预算体制改革力度，强化预算约束；改革地方政府融资体制，实施地方存量债务转换，多措并举盘活闲置财政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发展PPP筹资和运营方式，吸引社会资本进入公共和准公共领域。

　　——宏观调控将长处着眼和短期入手相结合，延展了宏观调控时空。

　　“区间+定向”、“总量+结构”和“调控+改革”，实际上是强调稳增长中的结构变量和制度变量，而这两个变量则是决定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主要因素。潜在增长率反映的是经济增长的中长期趋势，宏观调控通过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来稳增长，突破了只专注短期经济运行问题的传统框架。新一届政府从适应和引领新常态出发，强调宏观调控要既利当前又惠长远，寓短于长，以长促短，拓展了宏观调控的时间轴，形成了“短期+长期”的思路。

　　宏观调控的长期视野集中体现在供给管理上，即通过深化改革、促进创新、结构调整来改善供给。我国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影响经济运行的因素有需求问题，但更多的是来自供给侧的问题，如创新问题、结构问题、体制问题，即便是需求侧的问题，其深层原因也在供给端。如城镇化是最大的内需，但由于户籍制度障碍和城镇化方式的粗放，使得巨大的内需潜力被长期压抑。

　　这一轮宏观调控将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结合，把与供给管理紧密相关的结构、体制因素纳入宏观调控，特别是把科技创新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全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形成供需结合、长短结合的“综观”调控思路，是宏观调控方式和思路的重大创新。

　　——创新指标体系和利用大数据，提高宏观经济的监测能力。

　　首先，选择用电量、货运量、中长期贷款等作为评价实体经济增长态势的指标，作为宏观总量指标的重要补充。其次，高度重视收入、就业和物价等指标，作为宏观调控“底线目标”确定的主要考量因素。再次，精择一些结构指标和效率指标，如服务业占比、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单位GDP能耗和新产业新业态生成等指标，作为评价经济发展质量和可持续性的重要指标。以上三组指标的选择、运用，大大丰富了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评价指标体系。

　　探索利用大数据，提高政府对宏观经济的分析能力和预测能力。比如，利用电商平台获取大数据反映消费市场走势，利用高速公路影像系统获取物流大数据反映实体经济走势，通过物联网获取工程机械开工率反映固定资产投资情况等。同时，运用大数据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完善对市场主体的全方位服务，加强对市场主体的全生命周期监管。

　　加强政府宏观决策支撑系统建设，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化、民主化。人口、法人单位、自然资源和空间地理、宏观经济等国家信息资源库加快建设，自然人和法人全社会统一代码正在形成。一些重大政策措施出台前，通过多种方式广泛征求意见。一些重大改革举措和政策出台后，委托专业机构进行第三方评估，对宏观决策的科学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者分别为国家行政学院常务副院长，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主任，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