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2月，邓力群同志离开了他无比热爱的祖国和人民，每当想起他，我就心潮难平，特别是20世纪80~90 年代在他身边工作的情形历历在目。

　　1982年10月，我调到邓力群同志身边工作。从1990年起经历了邓力群同志参与组建国史研究机构和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科的整个过程。邓力群同志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工作倾注了他晚年的全部精力，他是以对国家、对历史和对后人高度负责的态度组织指导国史学科创建和国史研究工作的。

　　1990年6月14日，杨尚昆、薄一波、胡乔木等领导同志联名给中央写报告，提出：“建国已40余年，建国以来的历史已占党的历史的大部分，而至今对于建国以来国家和党的历史的研究工作都极为薄弱，亟须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地予以加强。考虑到邓力群同志自1983年以来一直领导编辑《当代中国》丛书，该丛书所出中央各部门行业卷和各省市自治区地方卷，1990年将可出版近100卷，已积累了客观的资料并收集培养了一定数量 的编辑研究人才，故我们认为，当代中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机构和研究工作，由邓力群同志负责组建和指导较为适宜”。1990年 6月28日，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当时胡乔木同志的设想是先以《当代中国》丛书为基础，成立当代中国研究所，以此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馆的筹备机构，待当代中国研究所工作到一定阶段再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馆牌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馆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是同级别平行单位。

　　根据中央决定，1990年8月，邓力群同志即组织有关人员开始对当代中国史研究机构进行筹备。首先筹备成立当代中国研究所，同时，邓力群同志还专门请陈云同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馆”题写了馆名。不久，中央进行国家机关机构改革，精简机构，调整人员，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馆一事搁置至今，陈云同志题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馆”馆名也一直保存在当代中国研究所档案室内。

　　在当代中国研究所筹备过程中，邓力群同志按照中央要求对国史学科建设和国史研究有一个全面规划和统筹考虑，在他的领导下制定了具体的五年工作规划和目标任务。他非常重视当代中国研究所工作运行方式和运行机制建设，提出建立所务委员会议制度。所务委员会议由邓力群同志亲自主持，国史研究中的重大课题以及当代所机关重大事项由所务委员会研究决定。

　　经过五年时间的积极筹备和建设，当代中国研究所被列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单位序列，获得了评审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资格，国史学科被纳入中国社会科学条目，为社会科学增添了国史类学科，为全国社会科学理论界深入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提供了平台。国史研究机构的科研和工作经费得到了国家财政部的保障。邓力群同志对当代中国研究所的内设机构职责、专业队伍和机关党建也都亲自过问，精心指导，倾注了大量精力和心血。

　　从当代中国研究所筹备至邓力群同志去世，在这20多年里，邓力群同志在百忙中冷静、深入思考，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重大历史和经验，亲自梳理编辑了《邓力群：国史讲谈录》共七卷内部资料，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发挥了很好的研究指导作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回忆在邓力群同志身边工作和筹备当代中国研究所这段历程，他对党和国家的忠诚，对人民的负责，坚定的理想信念和政治品格，使我深受教育和鼓舞，非常值得我学习。

　　第一，邓力群同志非常重视理论队伍建设

　　邓力群同志常对我们说，人才是理论研究工作的基础，没有理论的研究，就无法把实践着的东西上升为理论，用来指导实践。为了完成中央交办的任务，加快国史学科和国史研究机构建设，邓力群同志动脑筋，想办法，多渠道在全国遴选国史研究人才。经过他艰苦细致的工作，不到一年时间从全国选调了12名从事政治、经济、哲学、文化等方面具有较高研究水平和研究能力的专家到当代中国研究所工作，专门从事当代中国史的研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科的创建工作。当时中央对当代中国史的研究非常重视，有关部门都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和帮助，尤其是从外地调入干部进京户口是一个大问题，当时北京市帮助解决了20多个进京户口问题，解除了外地调入人员的后顾之忧。随着北京地区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一些科研人员陆续调到所内，充实到各研究室工作，初步形成了一支专业结构、年龄结构、知识结构比较合理的国史研究队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编写工作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很快就顺利启动了国史的研究工作。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已出版四卷。

　　在筹备当代中国史研究机构和创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科建设的过程中，邓力群同志在选人用人问题上始终坚持政治第一的标准，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当代中国研究所是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专门机构，对选调来从事国史研究的人员要严格要求，宁缺毋滥，除了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水平外，还要有很高的政治素质，这样才能把这部当代中国史编写好。即使是办公室等行政管理人员，邓力群同志也要求按高标准去选调和配备。按照邓力群同志的要求，在筹备的过程中除了行政序列参照中央部委机构设置和干部配置外，在学术研究上参照中国社会科学院专业技术职称评审条件、评审办法和评审规则，专门研究制定了当代中国研究所在国史学科方面评审专业技术职称的办法、条件以及评审规则，根据这些办法和规则，按照国家的有关要求，从所内外聘请了20多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组成了当代中国研究所专业技术职称评审委员会，报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当代中国研究所具有评审正研究员（正编审）专业技术职称的资格。当代中国研究所专业技术职称评审委员会的成立为当代中国史研究和国史学科建设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和条件，从此，当代中国史的研究和学科建设得到了较快发展，在当时中国社会科学界也产生了很大影响。这样一来，使参加当代中国史研究机构筹备工作的人员精神更加振奋，在所务委员会的领导下，大家不分昼夜，忘我工作，使当代中国研究所的筹备工作以及国史学科的创立很快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第二，邓力群同志非常重视国史研究成果的运用

　　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以及各地方的帮助支持下，一批具有很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的干部调入所机关，开始进行研究工作，取得了初步研究成果。为了使这些研究成果尽快出版，发挥应有的作用，邓力群同志再次提议，成立与国史研究和学科建设相配套的当代中国出版社，在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同时，还要出版与国史研究相关的其他研究成果。经当代中国研究所所务委员会研究决定后，按照成立出版社的报批程序，当代中国研究所及时向新闻出版局提出申请，很快就得到批准。当时所务委员会将当代中国出版社定位为：事业编制、自收自支、企业化管理，人员实行聘任制。出版社在当代中国研究所所务委员会的领导下，实行市场化经营管理模式。当代中国出版社一经成立就面向市场，这在当时是比较超前的，其用工制度和企业管理比当时其他出版机构在向市场化方面迈进了一大步。这个举措的提出不仅为科研人员研究成果的出版提供了平台，更重要的是将总结出的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经验及时出版，丰富和繁荣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