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在美苏争夺世界霸权的过程中，形成了苏攻美守的局面。由于陷入越南战争等因素，美国财政负担日益加重，进而对中国的实际威胁也有所减弱。而苏联乘美国经济陷入滞胀之机，大力发展经济和军事实力，不断向外扩张，对中国的直接威胁也在加大。为了维护国家利益，摆脱两线作战的不利局面，中国外交从战略上进行了调整，提出“三个世界”划分战略思想，发展与美日等国的关系。在当前中国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外交格局下，中国与美日关系面临深层的碰撞与调整，因此，回顾和反思20世纪70年代中国对外战略转移的历程与经验具有历史和现实的双重意义。

　　一、20世纪70年代中国对外政策的调整

　　20世纪70年代中国对外战略转移是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根据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从对外政策层面加以调整，推动外交工作开展的结果。

　　1.抵制“文革”极左思潮对外交工作的冲击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国际局势风云变幻。在外交工作方面，毛泽东觉察到极左思潮带来的严重干扰和破坏，及时采取措施予以纠正。1969年3月，毛泽东在指出极左思潮给外交工作带来的严重后果时说：“我们现在孤立了，没有人理我们了。”[1]周恩来等人根据毛泽东的这一系列指示，采取种种措施，对极左思潮的干扰进行限制和纠正，积极恢复外交关系，使外交工作比其他领域较早地摆脱了混乱状态，逐步走上正轨。自1970年起，中国同一些国家的关系有了明显的改善。中国同缅甸、肯尼亚、突尼斯、布隆迪、锡兰（今斯里兰卡）和加纳等国，或恢复、发展了外交关系，或进行了重要访问，或开展贸易、事务往来，或致电表达相互合作与谅解的愿望。

　　2.提出“三个世界”划分战略思想

　　在对国内外形势分析的基础上，毛泽东借用国外已有的第一、二、三世界的政治术语，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战略思想，对中国的外交战略作出重大调整。“三个世界”划分战略思想是1974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布迈丁时明确、完整地提出来的。[2]此前，毛泽东于1964年首次使用“第三世界”概念。1970年6月，毛泽东在会见非洲外宾时谈道：我们愿跟你们非洲站在一个行列。就是亚非拉，第三世界嘛。我们把自己算作第三世界的。这是第一次明确表示中国属于第三世界。此后，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多次谈到“三个世界”的划分问题。此外，毛泽东在1973年2月和1974年1月还提出“一条线、一大片”的思想。“一条线、一大片”思想，是在反对苏联霸权主义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而“三个世界”划分战略思想则是对前者的发展，除了划分“三个世界”之外，更为重要的是确定了中国自身的地位，即中国属于第三世界。1974年4月，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的发言中，向全世界阐述了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划分战略思想。1975年1月，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阐述了该思想。“三个世界”划分战略思想的提出，使中国摆脱了一度比较孤立的处境，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中国作为遏制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邓小平在阐述“三个世界”划分战略思想的重要意义时曾指出：“这一国际战略原则，对于团结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改变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对于打破苏联霸权主义企图在国际上孤立我们的狂妄计划，改善我们的国际环境，提高我国的国际威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3]。“三个世界”划分战略思想的提出，为中国外交开创新局面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中国与美日关系的突破性发展

　　20世纪70年代中国与美日关系的突破性发展是在中苏关系恶化情况下的战略平衡，是该时期中国对外战略转移的重要组成。和中国与美日关系突破性发展相伴而生的是美日与中国台湾关系的衰落，中国与美日双边关系的发展奠定了此后中美日三边关系的基本格局。

　　1.“珍宝岛事件”凸显中苏关系交恶

　　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的发生标志着中苏同盟关系的破裂，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毛泽东从战略高度考量这次中苏边界冲突。1969年3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听取珍宝岛地区战况汇报时指出：让他打进来，就使我们动员起来。大敌当前，动员准备一下有利。我们是后发制人。早在同年2月份，毛泽东就让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四位元帅研究国际形势。陈毅提出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打开中美关系的设想。8月13日，苏联军队制造了一起严重的流血事件。苏方出动了数百人侵入中国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打死打伤中国边防战士多名，同时还扬言对中国实施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8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命令，要求全国军民严阵以待，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中央决定在全国成立人民防空领导小组，部署修建防空洞的工作。此后，中苏双方举行了边界谈判，谈判虽然持续九年且未达成协议，但中苏边界也未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

　　2.中美关系从缓和走向建交

　　在美苏力量对比出现变化的国际格局下，中美关系的缓和与发展具备了前提。中美两国领导人及时抓住历史机遇，突破阻挠，使中美关系自1972年从对峙走向缓和。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美关系的突破性发展，不仅为双方经贸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也有利于国际格局向多极化发展。

　　1967年10月，尼克松在《外交》期刊上发表了题为“越南之后的亚洲”的文章。[4]1969年8月，尼克松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明确指出：“苏联是更富有侵略性的一方。”[5]对于美国发出的种种缓和关系的信号，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指示有关部门研究美国的战略意图，探讨双方接触的可能性。1970年1月8日，中国驻波兰临时代办雷阳会见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表示奉命原则上同意恢复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同日，美国国务院在宣布该消息时，首次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称。1月20日和2月20日，雷阳与斯托塞尔先后进行了两次中美大使级会谈。这是中美双方在中美华沙会谈中断两年来的第一轮正式对话。10月25、26日，尼克松利用叶海亚·汗和齐奥塞斯库访美之机，建立“巴基斯坦渠道”和“罗马尼亚渠道”。[6]12月18日，毛泽东接见埃德加·斯诺，在谈到尼克松来华问题时指出，“他如果想到北京来，你就捎个信，叫他偷偷地，不要公开，坐上一架飞机就可以来嘛。”[7]尼克松在回忆录中表示，“毛的这些话，我们在几天后就知道了”[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