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影像史学的诞生，对历史学乃至方志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影像方志的创作和发展是方志事业转型的一个标志：一方面体现在方志记述载体的转型，由纸介质转为纸、磁、光、电多介质载体；另一方面体现在方志编纂和传播形式的转型。影像方志具有独特的方志文化和影视文化相融合的文化特征。影像方志形象、直观、多元的传播方式，突破了语言、文字、民族的边界，增进了不同文化背景和社会群体之间的交流与理解。中国影像方志的发展有了良好的开端，在今后的发展方向上需要规范管理，树立中国影像方志品牌；通过科际融合，同襄共举，用影视语言讲好中国故事；继承方志传统，构筑影像方志理论和方法；以人为本，拍摄出接地气的作品，将方志文化同影视文化相结合，打造精品影像方志。

　　关键词：影像史学 影像方志 文化特征

　　“影像史学”（Historiophoty），是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1988年在《美国历史学评论》上发表《书写史学与影像史学》一文中首创的概念。他认为，影像史学是以视觉影像和影片的方式来传达历史以及对历史的见解。台湾学者周樑楷将海登·怀特的观点引入中国后，译为“影视史学”，并将影像史学的外延进一步扩大。他认为，凡是视觉影像，静态平面的照相和图画，立体造型的雕塑、建筑、图像等，从远古的岩画，到近代的摄影、电影、电视和数字化多媒体，都属于影视史学研究的范畴。［1］复旦大学张广智先后发表《影视史学：历史学的新领域》［2］《重现历史：再谈影视史学》［3］《影视史学与书写史学之异同》［4］3篇讨论影视史学的文章，对影视史学展开系统研究。他指出，“一切视觉影像材料，倘能传达某种历史理念，在我看来，从宽泛的意义上而言，当是影视史学的题中之义”。姜萌则提出：“影视史学，主要由历史纪录片和历史专题片组成……至于充斥荧屏的‘历史剧’，并不是‘影视史学’的组成部分。”［5］

　　尽管对于影像史学的概念、研究范围、边界，学界目前仍存有不同认识，但毫无疑问的是，历史学家开始正视影像与历史的关系。影视史学在未来的发展，已然成为一种趋势。“影像史学”这一概念的诞生，就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影像属于史料的一种，二是影像是记录历史的新介质载体。数字技术发展到今天，用动态的影像来叙述、诠释历史，拓展了史料领域的新视野，开创了史学的新领域。影像史学的诞生，对历史学乃至方志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影像方志的创作和发展，是方志事业转型的一个标志，是影像史学的新实践。

　　本文所论影像方志，是指采用方志的叙事方式，运用多媒体技术摄制，以磁、光、电介质为载体，用数字信号将图、文、音、像经编辑加工后记录下来，以反映一地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影像文献。其立体的艺术表现形式、赏心悦目的视听效果、跨文化超时空的快捷传播途径，是对传统纸介质方志的飞跃性转型发展。至此，地方志不再仅仅是一本本纸质的图书，而是在志书的基础上，衍生出一幕幕生动鲜活的影像方志走进新时代。

　　一、中国影像方志创作历程

　　早在1997年，时任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组长李铁映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呼吁：“要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成果和手段来提高志书质量，开拓志书的新领域，比如可以出光盘版、音像版，也可以上网，来扩大志书的影响和使用。”［6］此后，全国各地将志书编纂与信息化建设接轨，开始出现音像方志，以音乐、解说、动静结合的图像，以及便于调阅浏览的界面和主体文字。这种音像方志增加了视听效果，改变和丰富了纸质志书的表现力，赋予了方志新的艺术性。但是这种音像方志还是一种以纸质志书为基础，同时发行多媒体光盘便于网上运行的数字方志软件，这种数字方志内容基本上是以文字为主，音、像比例很小，甚至有的光盘版方志仅仅是文字图片的刻录和播放。限于信息技术的普及，公众并不容易获得，音像方志不成规模、不够系统，其文献价值和传播功能并未得到充分体现。音像方志发展到动态的影像方志，历经了质的飞跃。

　　（一）专题影像志开创影像志先河。21世纪初，伴随着数字影像以高质量的音画品质以及影音拍摄、制作，存储设备的广泛普及，影像成为许多行业、机构进行调查、科研的得力工具。越来越多的部门与媒体机构联合启动影像的记录与典藏工作，并逐渐得到国家的重视，成为当代中国令人瞩目的一项文化战略。2007年，由文化部主导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中国节日影像志”，是我国第一次系统地对各地区、各民族现存的代表性传统节日，包括庙会、歌会、祭典等，进行全面、深入、科学的研究，运用影视文化的手段进行系统整理与记录。摄制《中国节日影像志》所做的有益探索和尝试，开创了中国影像志先河。据统计，《中国节日影像志》原立项131个项目，2018年完成所有150个传统节日的立项工作［7］，以影像志的形式存录中国节日的风貌，展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2008年，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举全国方志界之力，组织创作了10集专题纪录片《方志中国》，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影响甚广。

　　（二）综合性影像方志应运而生。国家层面影像志作品的拍摄与播放，引领地方自发性影像志制作的兴起。各地借助媒体等平台，大力弘扬方志文化。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办公室2010年率先推出《广西建筑志》，之后又陆续推出《广西之最》《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志》《广西名胜志》《广西节庆志》等一批特色志，采取将特色志的纸质版、电子版和影像版同时推出的举措，扩大了特色志的影响。内蒙古自治区地方志办公室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历时4年，联合拍摄录制的13集大型史志纪录片《方志内蒙古》，重点反映了内蒙古地区历史文化和草原文化发展脉络。此外，江苏省常州市开展城市系列《常州老茶馆》《常州大麻糕》《苏东坡与前后北岸》等影像志拍摄，安徽黄山开拍《黄山影像志》，浙江开拍《浙江当代作家影像志》等。

　　2017年，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与中央电视台合作，成功拍摄《中国影像方志》大型纪录片。该项目以历代地方志为基础，在全国2300多个县或县级市展开拍摄，真实记录中国县级行政区域的文化风貌，运用现代影视手段，传承方志文化、记录当代中国。截至2018年10月7日，已在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累计播出121集，引起强烈反响。

　　《中国影像方志》采用志体横排的方式谋篇布局。志者，记也。叙事结构模块化，分为引言、地名记、历史记、文化记、手工记、美食记、音律记、建筑记、创新记等类别，其中引言、地名记、后记是必选项，其他各记根据各县情况，因地制宜，适当增删。内容设置打破方志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编纂原则，当代记、产业记等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板块比重不大，而地名记、历史记、音律记、人物记、手工记、建筑记等占据较大分量，使得该片风格整体统一，同时地方特色独具。这种模块化的结构，在影像方志的传播过程中也符合新媒体时代“微传播”的理念。央视科教频道将每一模块单独制成“微视频”，多则七八分钟，少则三四分钟，重新排列组合，新设“不论在哪，最爱还是家乡味”“来看看，这是咱老祖宗的手艺”“旅游达人看过来！山美水美我家最美”等专题。这一系列地域文化“微名片”，言简意赅，适应了不同平台的传播需要，满足了快时代、慢记录、微传播的需求。

　　（三）名镇名村影像志同步发展。《中国影像方志》的播放，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这是以县级区域为空间的影像志，利用影像方志的手段反映乡镇村，呈现乡村的人文地理、历史脉络、传统民俗，传播乡村传统文化基因，较之于拍摄县级中国影像方志，更加方便快捷。自2015年中国名镇志文化工程启动之后，中国名村志文化工程随即实施。与此同时，拍摄名镇、名村系列影像志列入规划。2017年4月，周庄率先启动中国名镇影像志拍摄。2018年1月，福建省地方志编委会联合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启动《中国影像方志·福建名镇名村影像志》拍摄；2月，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下发《关于开展中国影像志·名镇·名村系列影像志制作的通知》，对全国地方志系统拍摄名镇、名村影像志的拍摄作出正式规划；10月，《中国影像志·高碑店村》在北京开拍，通过影像志反映运河文化的沧桑变迁，凸显首都文化的发展脉络。《中国影像志·名镇·名村》系列与中国名镇名村志编纂同步发展，有别于县级行政区域的《中国影像方志》，将集中展示国家级名镇名村“众生相”，从地方志的视角，以电视记录的手法，对当地的人文历史与山水名胜等进行全面梳理与展示，从而使历史典故和珍贵资料通过影像方志形式活起来，通过更形象的记录和更广泛的传播留下乡音乡俗乡愁，弘扬乡村历史，延续乡村文脉，促进方志文化更加繁荣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