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斯宾诺莎对欧洲启蒙政治思想的最大贡献是，他看到了宗教没有成为政府的特殊问题，如果统治者宽容或不再耗费精力和资源来强化共同信仰，这样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他对启蒙思想的贡献在于，他坚持最为持久和稳定的社会，不是那些从古老权威当中获得授权的社会，而是那些最为自由的社会。

　　我所了解的启蒙，即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是康德的命令“Sapereaude!”直译为“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项命令坚持理性至上，并将理性平等地看作所有个人具有的能力。凭借理性的存在，欧洲启蒙运动得出结论，宗教不再与世俗行为紧密相关，而且它合理地推论出，不宽容别人的宗教观点是不公平的。启蒙的全景既包括伏尔泰、萨德以及那些对一切抱以嘲笑，并视之为宗教迷信的人，也包括洛克、康德以及那些一面公开主张宽容与永久和平，一面继续承认宗教组织与政府相互支持的人。

　　启蒙的批判者

　　欧洲启蒙运动将启蒙界定为自主个体自由使用理性，但同时又不断费力地为包括这些个体的政府如何容纳他们的思想和观点提供解释。甚至当宗教与其坚守特定教义的要求不一致时，启蒙思想家似乎仍不确定他们离普遍理性有多远。问题出现在它的纯粹形式上，约翰·密尔担忧功利最大化促使人们选择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而这将牺牲大多数人中最优秀人群的某些利益；普选有可能歪曲人们的整体意愿，并且通过将权力集中在多数人选出的代表手中，形成多数人的意见专政。换句话说，有关理性的代表性阐述已经反复显示出对哪种理性可以付诸实践的局限性的批判性反思。从这个角度来看，与一个实际的计划相比，启蒙更像是一个夸大其词的自画像、一个诡计，当人们最大限度地交出自治权时，人们通过自身认为自己获得了最大自由。

　　不仅如此，批评者认为，公开承认理性可能会产生可怕的影响。塞缪尔·约翰逊认为，政府可能试图操纵对理性与疯狂的运用，将精神病人驱逐到船舶及收容所中。普遍理性的概念在理论上扩展至每一个人，一个人需要不断证明自己的理性及合理性，以成为社会及政治世界的合格成员。福柯从未停止质疑统治者是否能够被启蒙。他从本质上看待社会结构的启蒙，犹如它们是建立在权威基础上的早期体制的延续；在这种体制中，教会与国家已经在加强宗教性政治团体的统治方面形成合作。福柯择取案例的特殊方法，其力量在于揭示了世俗体制中的霸权及霸权权力。

　　两种启蒙运动

　　近些年来，欧洲启蒙运动呈现出一幅不同的画面。例如，历史学家乔纳森·伊斯雷尔认为，如果不把其关键人物分为两个阵营，我们将无法理解欧洲启蒙运动的关键性特征。他将两个阵营称为“温和的启蒙运动”与“激进的启蒙运动”。我们倾向于强调温和的启蒙运动，但是激进的启蒙运动已经获胜。后者在“在建构平等主义与民主的核心价值以及现代世界的理念方面起到了主要作用”：“民主的基本原则；种族和性别平等；个人生活自由；充分的思想、表达及出版自由；取消立法过程及教育中的宗教权威；彻底地政教分离。”

　　伊斯雷尔努力捕捉被界定为启蒙运动激进派思想家的关键思想的力量。哲学的必然，始于对文字文本的解释——斯宾诺莎和普利斯特列对希伯来圣经和基督教新约的福音书进行了诠释。斯宾诺莎于1670年创作的《神学政治论》开创了一个非凡的先例。在此，斯宾诺莎通过分析再现了犹太教与基督教圣经共同为人类实践提供的各种经验，如何将这些文本中的元素相互联系起来，如何将已被圣经接受的文本与其排斥的文本联系起来，如何将这些文本与现代人类的道德理解联系起来。斯宾诺莎主要指出的是，希伯来圣经和基督教圣经共同缔造了一个文本，其主要内容的组成和选定由一个相当于委员会的机构完成，它会经常发展并强制解释文本，坚持认为文本中互不相容的基本原理实际是相互融合的。在这种情况下，宗教教规不仅仅是宗教信仰的工具，也是政治工具。

　　试图解释宗教文本意义的圣经诠释学可能将道德实践引入困境，斯宾诺莎认为，试图通过圣经来强迫个人信仰就像将圣经作为一个事先写好的契约，一个上帝与特定个人（犹太人）之间的契约。这个所谓的神圣权利和权威的特殊性就好像是一个几乎不履行的契约。然而，斯宾诺莎验证了，圣经中书写的历史是被重述的，存在大量自相矛盾的地方。结果，斯宾诺莎的圣经分析避开了圣经诠释学的传统，这个传统试图调和相互矛盾的内容，使之成为历史发展的相互协调的方面。相反，他视圣经中的信息为不同历史时期中不同作者的记载。这个方法使他能够将希伯来圣经作为政治案例进行研究。

　　激进启蒙运动最激进的方面不是拒绝宗教，或简单地将宗教作为对立面加以驳斥。相反，激进的启蒙运动从分析圣经内容的能力中获得特殊的灵感，从对非教规资源的分析中获得强烈的理性要求。伊斯雷尔认为斯宾诺莎是激进启蒙运动最具影响力代表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斯宾诺莎最终攻击的不是宗教本身，而是作为特定人群（以色列人）、统治者个人（他主张统治的神授权利）或统治阶级之间特定契约的宗教。

　　斯宾诺莎的宗教批判

　　斯宾诺莎的方法对阅读圣经内容非常重要，这些方法产生了将一系列表述和人联系起来并使其相互印证的类型学。不仅如此，他对圣经进行延伸阅读，并且突出各种相互重复的段落，或者指出明显的自相矛盾。斯宾诺莎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让人们看到文本的秘密、文本保密的难度，以及其追随者常提到的祭司手法的困境。为此，他常被看作是一个煽动者和无神论者，或许《神学政治论》最出色的方面就是他试图呈现的个人观点及结论，仿佛它们是最有趣的趣味推理。

　　斯宾诺莎声称他只是揭示了一些方法，凭借它们民主可以成为最有效的政治形式，不限于特定规模的国家而是适用于所有国家。他说，原则上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可以如其所愿创立很多法律。但是“试图通过法律控制每一件事将怂恿而不是矫正犯罪”。斯宾诺莎使《圣经》文本和现代政府的法令服从于自然法，他认为与其坚持政府放弃统治人民的权力，不如敦促政府承认他们违背了自己的利益。在制造统治者阶级特权和“（僭取）无限的特许权”、“颁布教规戒律”、试图“剥夺人类说出自己所想的自由”方面，统治者忘了记下，他们自己就是分裂教会者和反叛教唆者。

　　斯宾诺莎对欧洲启蒙政治思想的最大贡献是，他看到了宗教没有成为政府的特殊问题，如果统治者宽容或不再耗费精力和资源来强化共同信仰，这样的问题就可以解决。而且，他看到宗教仅提供了诸多问题的一个例子，尽管是最突出、最难解的例子，这些问题伴随着某些特定集团中权力和权威的集中化而产生。他对启蒙思想的贡献在于，他坚持最为持久和稳定的社会，不是那些从古老权威当中获得授权的社会，而是那些最为自由的社会。

　　（作者单位：芝加哥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系；译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