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观念引入中国哲学史的写作，是20世纪中国学习西方现代文化，同时又是寻找和保持民族精神自主性复杂的文化心态的一种表现。反对者认为，这种哲学史的写作方式斥之为简单的比附，显然不能从学理上说服人。而合理的态度应当是，从现代文化的发生、发展、传播、接受的宏大历史进程来思考整个现代中国哲学史写作的微观问题。

　　就侯外庐先生而言，他在思想史上想要证明中国有自己的早期启蒙思想，着力回应的是亚当·斯密、黑格尔等人为代表的中国社会“停滞论”的观点。进而，他在学术上回答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没有西方社会的入侵，中国能否自动地进入现代社会。按照他“中国早期启蒙说”的思想逻辑来看，回答是肯定的。

　　而萧萐父先生，既继承了侯先生的说法，又赋予其时代的问题意识，即进一步分析中西“启蒙”的具体历史任务。他认为，西方“启蒙”的具体历史任务是反对“宗教异化”，而“中国早期启蒙思想”与中国现代社会启蒙的整个历史任务都是反对“伦理异化”。在萧先生看来，“伦理异化”是“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历史现象”。透过“伦理异化”概念，他对“异化”了的儒家“伦文主义”思想与近现代文化所要追求的人文主义思想，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人文主义思想之间的区别给予了明晰的规定。亦即，异化了的儒家伦理思想所维护的是一种“伦文主义”，这一“伦文主义”忽视作为主体的个人所具有的广泛的文化要求，而把人仅仅看作是“伦理的主体”。这一反“伦理异化”的思想，与西方近现代过程中反“宗教异化”，虽然具有不同的历史内容，但都体现了在普遍的“启蒙哲学”概念下追求人的个体主体性及其所具有的全面性文化要求的现代性内容。

　　这一“中国早期启蒙说”使得中国早期“启蒙哲学”有着具体的民族历史内容，因而带有明显的反对现代西方哲学的“普遍主义”与现代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想倾向。但在精神实质上，又不外是现代西方“启蒙哲学”所呼唤的人的个体主体性的普遍性内容。

　　毋庸讳言，侯、萧二先生将现代西方“启蒙哲学”的观念引入中国哲学史的写作之中，也带来新的理论难题与现实难题。

　　1.现代性的启蒙思想运动是不是一种普遍的人类精神运动？如果是，那么人们就会进一步追问，为什么这种普遍性的人类精神运动首先发源于西方而不是其他地方？如果说世界其他地方也有这种普遍的人类精神运动，为什么没有发展出类似于现代西方的物质文明成就与精神文明形式（包括制度文明形式）？如果不是，那么引入现代西方启蒙观念来叙述晚明以后的中国思想史的新趋势，是否恰当？

　　2.晚明以前的宋元明的理学思想，是否完全是一种负面的思想传统？为什么现代新儒家反而要从宋明儒的思想传统中开出现代中国的文化出路？这种完全相反的理论进路说明了什么样的学术与理论问题？

　　3.晚明社会出现的重商主义社会现象是否可以称为“资本主义萌芽”？而晚明时期的新思想是否就直接与这种重商主义或曰资本主义萌芽有直接的内在联系？

　　上述这些问题虽不是直接关系“启蒙”观念的反思问题，但却与“启蒙”观念的理解与运用有直接关系。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视野里的“启蒙”观念，不只是有关“启蒙”观念的哲学规定，也关系到“启蒙”观念在哲学史写作中的运用问题。换句话说，对于“启蒙”观念理解的差异还会透过历史学的视野，在具体的思想史与经济史的写作中，体现出对“启蒙”观念理解的差异性。而此差异性更深刻地展示了“启蒙”观念在人文教育中被理解与被接受的具体情况。

　　（作者系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