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陷南京，并开始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经历这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黑暗时刻的主角，除了作为施暴者的日军与作为受害者的中国军民，还有一个特殊的群体，那就是西方在南京人士。南京大屠杀发生时，有不同身份的西方侨民身处南京，他们成立安全区，对中国难民进行救助。与此同时，他们还将其亲历亲闻的日军暴行做了即时记录，并将之传播至国际社会。西方人士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对于中国难民的救济，是人性光辉在黑暗中的闪现，其对日军暴行的记录及其自身的战争体验使得南京记忆自始即不局限于中国，而具有人类记忆的普遍性。

　　对中国难民的人道主义救助 

　　1937年11月12日，日军攻占上海后，迅速向南京推进。当时留在南京的20余名西方人士组成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在南京城内发起成立了一个旨在保护和救济战争难民的中立区——南京安全区。南京安全区于12月8日对难民正式开放，1938年2月18日宣布更名后被迫解散。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安全区内难民人数在25万人左右，其中有将近7万人居住在安全区内25个难民收容所里。

　　西方人士之所以为中国民众所记忆，是因为他们以实际的行动帮助了中国难民。他们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制止日军暴行和救助中国难民。

　　西方人士在日军最初进城的几天内，曾试图干预日军对中国人的抓捕和屠杀，但是日军在包括安全区在内的城区进行大规模的搜捕和屠杀，任何一个日本士兵就能决定中国人的命运。在与日军交涉的过程中，西方人士发现他们并不能阻止日军有组织的屠杀行为。因为日军往往以“军事行动”为借口，且完全没有国际法的意识。西方人士的干预只能招来日军的仇视，使得救助难民的行动受到影响。在制止抢劫、纵火等其他暴行方面也存在同样的问题。相对而言，西方人士对于日军性暴行的制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只要西方人士出现，一般都能赶走正在施暴的日军。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在一次驱赶闯入的日本兵时，这个日本兵“开始的时候拔出刺刀朝我逼来，但是当他明白过来站在他对面的是一个德国人的时候，他便迅速把刺刀收了回去”。

　　西方人士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努力开展对中国难民的救助工作。安全区为难民提供基本的安全保障，虽然安全区并非绝对安全，但西方工作人员的努力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日军的暴行。正如一位美国外交官所言：“显然这些外国人在南京的存在这一事实，对日军的行为至少产生了一些制约的影响，使其有所收敛。毫无疑问，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和外国公民的个人努力在很大程度上使百姓免遭更大的不幸，使他们的财产免遭更大的毁坏。”而安全区提供的难民安置、粮食供应和医疗救护等人道主义救援，对于数十万难民的生存无疑是至关重要的。拉贝在离开南京时，难民对他的不舍，一则源于对安全区提供的救助的依赖，一则表达了中国难民对于安全区提供的救助的感念，而这都体现了安全区提供的救助对于中国难民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