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五四”期间，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渴望从根本上创造一种崭新的文化政治体系，这种渴望迫使他们摒弃过去。因此，从这个层面来讲，五四运动有其神圣的意义，这种精神文化遗存至今仍与我们同在。

　　我们以前对中国的了解，许多都来自于模式化的印象。在一些情况下，这些印象容易使人对中国的过去持较为负面的看法，而这些错误观念经常出自于局外人。当外国势力成功削弱中国人的国家认同感和民族自信后，许多中国人开始反省这些局外人有关中国的言论。历史已经证明，对于强烈渴求复兴的中国而言，五四运动的爆发是十分必要的。如果时代需要一场彻底的文化与政治改革，那么五四运动恰恰契合了这一需求。这场知识分子运动的目标是改造众人眼里早已衰落的中华文明，从而实现复苏和振兴。在中国知识分子对本国过去进行重新评估的过程中，他们得出了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结论：如果不反思中国的过去，就不会有中国的未来。

　　在近一个世纪前，任教于北京大学的陈独秀先生吹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号角，他提倡对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社会体制以及思维习惯进行彻底变革，并提出，中国应学习西方国家的创新与活力，而不仅仅是效仿其方法和思路。然而，中国人对“西方国家”并不是一味地向往，他们同时对其也抱有犹豫心态，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痛经历使他们对西方强国特质，即民主、宗教、个人主义、科学和技术的可取性产生了怀疑。因此，很多中国人渴望摆脱过去的枷锁，但他们仍然不确定未来道路的最佳方向。

　　“五四”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的排斥，源于他们想要挣脱长期以来所受的传统文化的束缚。例如，他们发表的关于旧时代中国女性遭受普遍压迫的言论，在当时激起了一定的社会影响。爱国主义者认为中国传统女性是落后且具依赖性的，她们是数百年来宗法制度压迫下的受害者。同时，他们明白中国女性所处的现状正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个真实写照，她们命运相似，因缠足而致残。此时的中国，在他们眼里，正是因传统文化和外国势力的摧残，成为了一个跛脚的民族。这种关于中国女性生活的观点与“五四”知识分子反传统思想很好地融合在一起。但美国汉学家高彦颐对此持不同看法。他在20多年前说道，中华文明并不总是僵化而一成不变，关于旧中国女性以偏概全的假设会产生一种误导，因为他们忽视了女性自身的生活经验以及不同社会阶层女性的差异。不论“五四”时期的一些观点是否夸大了旧中国女性的悲惨生活，用西方现代思想重新反省中国传统文化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的确为知识分子追求文化转型指出了一条明朗道路。

　　另一个美好愿望，表现为“五四”知识分子们试图改革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从18世纪后期开始，一些外国人认为中国法律存在一定缺陷，充满了专制色彩，并缺乏现代文明律法所应有的认知。他们宣称，这从根本上与文明国家的标准是不相称的。且不论这种观点是否带有倾向性，它客观上促使了“五四”改革者们去审视鸦片贸易中的道德问题及由此植入的西方现代性。

　　对于西方社会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有关问题的批判，“五四”知识分子们较为容易接受。尽管中国传统律法在许多方面具有其微妙和完整性，比如，在契约法方面发展完善，并且在刑事管辖权方面条文分类详尽，较为周全。然而，在“五四”知识分子看来，旧有的律法规范不应继续沿袭，激进的法律改革成果呼之欲出，这共同构成了庞大的五四运动的一部分。

　　事实上，一直以来，历史都是一场关涉“过去、现在、未来”三者的对话。它是一个动态演变的过程，不断涌现的新观点会引领我们进入不可预估的境地。“五四”期间，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渴望从根本上创造一种崭新的文化政治体系，这种渴望迫使他们摒弃过去。因此，从这个层面来讲，五四运动有其神圣的意义，这种精神文化遗存至今仍与我们同在。

　　（作者系上海纽约大学文理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