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第一，清末创建新式学校与相关的施政培养出了现代民族主义情绪。第二，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共享了许多相同的领导人物（特别是陈独秀、李大钊与蔡元培）。第三，五四运动拥抱科学与民主，将之视为最高的价值。

　　对于历史因果的问题，其基本理念是重大事件与潮流的产生，往往是许多既有因素与数种长期趋势同时汇聚在一起的结果。由此来看五四运动，汇聚在1919年的因素与趋势计有以下数端。

　　第一，清末创建新式学校与相关的施政培养出了现代民族主义情绪。清政府当时制定了国旗与国歌，推行了弥漫着民族主义主题的教科书。这些努力最初的成果之一，便是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新式学校的学生纷纷走上街头示威以抗议美国商品的销售。

　　这创造出了前所未有的现代城市“学生阶级”（在现代初等或高等教育机构就学者），他们认同的是中国这个国家（而非清王朝）。接受新式教育的学生人数于1905年后激增，确保了五四运动得以成功。反观抵制美货运动，1905年尚无那么多的学生助其成功。

　　同一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倡导了前所未有的全面反传统主义，并成为民族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说，主要的效忠对象由“保教”转向了“保国”。

　　“反帝国主义”被引进知识论述中。另一新“阶级”——留洋归来的学生，成为新的现代学生阶级的导师。他们留学海外的经验助涨了其民族情绪，并使他们迫切致力于改革。这批留洋归来的学生，如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等，在知识层面上领导了五四运动。

　　第二，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共享了许多相同的领导人物（特别是陈独秀、李大钊与蔡元培）。马克思主义引进中国则稍早于五四运动。1899年，《万国公报》已刊登过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学说。此后有许多出版物提及或部分翻译过马克思主义。但这些出版物当时并未获得知识分子太大的关注。唯有在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才引起了注意。推动早期的共产主义运动与建立共产党的是五四运动最重要的领导人——陈独秀与李大钊，以及“新式学生阶级”，如毛泽东、张国焘、周恩来等人。

　　第三，五四运动拥抱科学与民主，将之视为最高的价值。此后，中国政治与知识界的人物——无论保守或激进，都认同了这两种价值。1920年以降，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科学无可争议地成为最高的知识型态。即便是提倡其他知识目标的人，例如佛教复兴运动者，也必须宣称佛教（或其他类型的佛教学说）其实是科学的。例如，有些人论证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或其后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的“不确定性原理”在佛教中早有预示。同样的，没有任何知识界或政界的领袖质疑过民主的原则。许多其他的运动也以拥抱这两项价值来确立其正当性。例如白话运动主张：白话较之文言更为合理有效，白话能使人们更容易习得识字能力，所以也比文言更“民主”。马克思主义也主张，因其能造福大多数的群众，所以更具真正的民主性，其本身则具科学性。

　　（作者系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及东亚语言和文化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