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国家的综合实力得到增强。但随之而来的还有森林破坏、水土流失、石漠化、沙漠化、草原退化等一系列生态问题，我国的生态环境总体上趋于恶化。特别是近几年来，生态灾害、环境污染等事件频发。目前，生态环境建设已成为我国社会发展刻不容缓的大事。

　　对此，国内许多学者作了大量的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他们的研究多认为生态环境的变迁是自然运动的结果，与人类活动关联较少。但生态民族学认为，自然的生态变迁是一个缓慢的地质史过程，而人为的生态变迁则是一个快速递变的过程，其酿成的生态灾变往往是人类对自然资源利用不当而导致的历史悲剧，这也正是生态环境史重点研究的对象。笔者通过对贵州相关地区生态环境变迁过程的分析进行初步阐释。

　　例如，在明代以前，由于较少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贵州安顺地区峰丛洼地的坡面地带并不像现在一样存在大面积的岩石裸露，而是分布着大片茂密的树林，是典型的藤蔓丛林生态系统。《方舆纪要》载：“永宁州（今关岭县），山川险阻，林箐蓊欝，阻以重山，环以众岩。”这一记载中，“环以众岩”明显是峰丛洼地环形石山的地貌特征，而“林箐蓊欝”则表明坡面上分布有大片茂密的森林。类似的记载还有很多，如安庄卫（今镇宁县），“环翠山，在卫治北，林木四时苍翠”；安顺州（今安顺市普定县），“伐木山在西堡司南六十里，山高菁深，多有材木”；朝阳洞，在卫（安南卫）城西南一里许，“山崖平八，竹树森列，清阴密日，出则光彩明如”。这些都直接表明，在安顺地区的镇宁县、普定县以及晴隆县等，广大峰丛洼地的坡面上是典型的丛林生态系统。

　　但经过几百年的持续开发和利用，安顺地区峰丛洼地原有的坡面藤蔓丛林已经消失殆尽。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多是大面积裸露的石山和零星的旱地，笔者在紫云县宗地乡进行田野调查时对此有深刻印象。一个洼地的坡面面积可达几百亩之多，但实际有土面积仅有十几亩。当地村民在此种植玉米等作物，每年总收入仅有几千元，平均到每家只有几百元而已。到了夏季，整个洼地的温度很高，正午地表温度在50℃以上，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条件极为艰苦。

　　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特定的自然生态系统未与特定的民族文化协调发展。世居当地的各少数民族在利用自然资源的过程中，其民族文化与所处生态系统经过不断的磨合，已经达成了相互依存、相互制衡的共生关系。这样的共生关系由于受到各种文化的冲击而被扭曲，在传统文化受损的同时，生态灾变也接踵而至。因而，各种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是民族文化与所处生态系统之间运行失调的结果，也是我们忽视民族传统文化特征的结果。

　　目前，如何进行生态环境建设已为社会各界所关注。在过去，我们的生态建设一直在“唯技术论”指引下进行，认为只要投入足够的资金，应用先进的现代技术，就能有效解决各种生态环境问题。但多年的实践证明，这样的生态建设方向并不能“药到病除”。因此，我们必须重新反思生态环境建设的思路。

　　首先，生态系统是一个有生命的系统，生态建设的过程是维护生命的过程。由于生态系统具有自我修复、繁殖、发展和壮大的能力，能够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持续提供各种自然资源。同时，生命系统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存在着各种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生命，而单纯的技术并不能创造生命。因而，生态建设的过程是维护生命的过程，是一个长期性的系统工程，需要各民族文化提供社会性支持和保障。

　　其次，生态灾变并不是单纯的生态问题，而是一个民族文化问题。生态灾变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生态问题，是水、土壤、植被、气候等自然要素遭到破坏或损毁的结果。但实际上是一个文化问题。过去单纯从技术角度对各种生态要素进行修补的做法并不能做到生态的真正恢复。因而，我们应当从民族文化的角度对各种生态灾变的原因进行分析，找出不同生态系统的脆弱环节，并依靠各民族的本土生态知识对贵州的生态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修复。

　　总之，生态恢复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生命工程。生态环境建设任重而道远，需要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努力。

　　（作者单位：黔东南州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