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在对待国家认同问题时，注意力应该放在意识形态过程上，通过它，人类把国民身份自然化和规范化，使其成为理解我们所处世界的自明的、唯一合法的方式。换言之，真正值得探究的不是“国家认同”本身，而是基于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

　　我们生活在一个国民身份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世界中。在任何国际会谈中，当被问及从哪里来时，预计你将以一个独特的地理政治实体，例如“德国”、“印度”、“尼日利亚”、“秘鲁”作为回答。如果回答“我没有国家”，你会被当成爱开玩笑的人、天真的乌托邦主义者。因为这个星球被划分成200多个独特的实体，出生在民族国家的辖区外，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国际视野中，作为由大量个人组成的真正、实在的实体，国家实体的存在几乎从未受到质疑。相反受到质疑并被当作一个相关研究领域的，是一种常被称为“国家认同”的现象。研究者通常会采取两种方式：（1）宏观层面的研究，聚焦于国家认同随着时间的起源、发展和强大。（2）微观层面的研究，目的是测定人们对一个特定空间的特定国家的依恋程度。

　　尽管这两大研究传统有很大不同，但它们都以同样的假设为起点，即人类具有国家认同。与这些观点相反，我认为没有任何经验证据表明国家认同在现代性之前或之后存在过。在许多宏观层面的研究中存在着语义混淆，“国家”、“国籍”、“国民身份”、“民族主义”、“民族性”、“民族意识”、“民族心理”等习语往往都被当成“国家认同”的同义词来使用。然而，这是很成问题的，因为这错误地暗示着，分享同一集体名称或栖居于同一“民族空间”，就意味着具有一种共享的归属感和参与社会行动的先天倾向。出生在特定地点的事实并不是一个人内在的感受、价值或利益的可靠指示器。尽管大多数人都从家庭和亲属关系中寻求安全、舒适和温暖，对他们出生和成长的地方产生并保持着眷恋感，但这本身并不能告诉我们他们对包围着这些微观地点的更为抽象的实体抱有怎样的态度。更为重要的，这种无关痛痒的用法没有区分一个特定政治或文化实体的正式成员身份（如国籍、国家或民族国家）、个人归属感（如自我认同、意识和心理）和起作用的意识形态机制（民族主义）。

　　此外，这种路径倾向于把集体具体化，把集体关系本质化（essentialising），把政治制度和社会组织拟人化。例如戴维·米勒说：“当一个种族群体发现它的认同受到威胁时……它开始把自己思考为一个民族”，就好像这种规模庞大的实体竟能获得人类个体的品质。

　　微观层次的分析也好不到哪去。态度测量的问题在于，他们据以推断国家认同的基础，是在一个特定时间地点抓拍的狭小且脱离背景的大众观点快照。这种路径无法在主流的大众信念与社会学的真实之间做出区分：我们调查对象的压倒性多数认为每个人都怀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国家认同，这并不意味着研究者就该根据表面判断这些信念。

　　真正需要解决的是，这些信念是何时、为何以及怎样广泛传播并取得支配地位的。换句话说，所有对国家认同的主张都反映着产生它们的历史、政治和社会背景，因为人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没有任何认同主张能够摆脱意识形态。正如罗兰·巴特很早就注意到的，意识形态在无声无形时最能发挥作用。很少有人质疑国家认同的存在，这个事实恰恰说明了这些信念是如何变得自然化和规范化的。

　　为此，我们必须把目光转向意识形态与团结的多层机制。意识形态是一个相对普遍和复杂的社会过程，通过行动者可以清晰地表现行动与信念。社会政治事件与社会事实无法自己说话，需要对其进行解码、理解和背景还原。人类凭借既有的意识形态图谱和概念去破译这些事件和事实，会从中发现有意义的解释。意识形态话语的内容灌注着特定意象中社会秩序的卓越伟大的愿景，后者激发着民族优越感的主张、集体的利益和情感或基于优越知识的使命。

　　具体而言，在对待国家认同问题时，注意力应该放在意识形态过程上，通过它，人类把国民身份自然化和规范化，使其成为理解我们所处世界的自明的、唯一合法的方式。换言之，真正值得探究的不是“国家认同”本身，而是基于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

　　（作者单位：爱尔兰国立高威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