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域古物争夺战”中，高昌的文物宝藏蒙受了巨大损失，珍贵的壁画被切割、揭取，连同文书、塑像等被运到西方，留下的是伤痕累累、难以弥补的空白。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域古物争夺战”中，高昌的文物宝藏蒙受了巨大损失，珍贵的壁画被切割、揭取，连同文书、塑像等被运到西方，留下的是伤痕累累、难以弥补的空白。

　　俄国盗宝最早

　　1898年，俄国科学院派克莱门兹（D.Klementz）带队到吐鲁番考察，他们进入高昌故城，发掘阿斯塔那墓群，测绘了柏孜克里克石窟，获得梵文、回鹘文的印本佛经。

　　1906—1907年，科卡诺夫斯基（Kokanovsky）率队再访吐鲁番，获得梵文写本、汉文写本、藏文写本、回鹘文写本及粟特文摩尼教文书等文献。1909—1910年，俄国科学院院士奥登堡带考察队来到新疆，主要目的地是吐鲁番。考察队走访了交河故城、高昌故城、阿斯塔那墓群、柏孜克里克千佛洞、胜金口千佛洞等遗址并做了部分发掘。据中国学者介绍，俄国埃米塔什博物馆中的15间屋子装满了中国文物，吐鲁番文物占了其中一间。

　　日本大谷探险队是唯一一支以个人财力支持的西域探险队。1902年，大谷光瑞率队淘宝，渡边哲信等人带回日本的文物内容至今也未全部发表，给研究者造成很大不便。

　　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在1913—1915年的第三次中亚考察中来到吐鲁番，发掘阿斯塔那墓群，揭取了柏孜克里克石窟壁画，又到吐峪沟等处盗掘。

　　德国收获最巨

　　在吐鲁番，收获最大的是德国吐鲁番探险队。1902年8月，由格伦威德尔（Albert Grünwedel）、胡特（Georg Huth）和巴图斯（Theodor Bartus）三人组成的吐鲁番探险队第一次出发，11月底到达吐鲁番盆地。同年12月到次年4月初，考察队在高昌故城、胜金口石窟等地进行发掘，共获得包括写本、刻本、壁画、雕像等在内的古物44箱。

　　由于格伦威德尔身体不佳，冯·勒柯克被任命为第二任考察队队长，与巴图斯组成的考察队于1904年11月到达吐鲁番，继续发掘高昌故城并绘制了测量图。在此，他发现了据说由24种文字拼写的17种语言的文献。此后，他又到吐峪沟、胜金口、柏孜克里克等地考察，揭取了大量石窟壁画。

　　1905年，格伦威德尔又赴中国，与勒柯克一同开始第三次吐鲁番考察活动。其间，身体不适的勒柯克先期回国，格伦威德尔率队继续在高昌故城和哈密等地工作到1907年4月。

　　在吐峪沟，与文物保管员的住房比邻的一所房子，门楣位置悬挂着一方同样是土色的木牌，牌上似乎用木条拼组成十四个字：“德国探险家冯·勒柯克住过的民居”。

　　记者在自治区图书馆的书店买到了勒柯克的《高昌——吐鲁番古代艺术珍品》。其中柏孜克里克第9窟（今编号为第15窟）的说法图（也有誓愿图、供养图等名称），令人叹为观止，而其上的锯痕，仍在深深撕裂着一段记忆。

　　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在中国人民特别是有识之士的强烈呼吁下，西方探险家到我国西北地区挖宝、盗宝的惨痛一页画上了句号。特别在1949年之后，吐鲁番这座聚宝盆所蕴藏的丰富文物经中国学者之手开始了绽放光芒的新篇章。

　　（本文参考荣新江著《敦煌学十八讲》，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