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报》：过去二十年，很多新技术融入了我们的生活，比如3D打印、纳米材料、云计算、生物芯片等等。另一方面，环境变化、能源和社会稳定问题使得世界正面临着一系列发展的新挑战。许多人认为，新的工业和科技革命浪潮将解决这些问题并重塑全球社会经济关系。英国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源地，是如何看待当前的科技变革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又将如何应对这一挑战？

　　熊榆：为了应对新一轮科技浪潮的冲击和经济危机的挑战，英国在科技创新方面的政策发生了些许改变。

　　首先，英国政府谋求同其他政府建立国际合作项目，以保证项目的综合实力和影响力。其次，在科技创新发展的项目上着眼于支持多个大学联合开展合作研发的项目，同时倾向于支持影响较大的大型项目，一些小项目现在已经很难申请到项目资助了。再次，支持高校同企业的合作。近期英国一家名为SIP的软件公司牵头同几个高校共同研发的项目获得资助就是一个例子。

　　英国政府在基金紧缺的情况下，仍然连续发起了三次高级别的基金支持和资助。第一次在今年7月份，由国家级行政部门发起；第二次在9月份，由地方政府和企业发起；第三次即将由非政府组织和社交网络启动。这些都显示出英国政府应对新科技浪潮发展的积极态度。

　　《中国社会科学报》：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如何应对这一变革，加快技术创新和产业变革，追赶发达国家？如何与发达国家合作和开展彼此间的合作？

　　熊榆： 此轮科技创新给金砖国家带来了比发达国家更多的机遇。之前欧美国家倾向于将研发放在欧美，将发展中国家作为市场。但此次的经济危机促使全球创新格局重新洗牌，天平开始向新兴发展中国家倾斜。

　　我们注意到此次危机席卷后的许多拥有世界排名前列大学的国家减少了科研支出，金砖国家可以借此机会将这些欧洲国家的优秀科研人员引入本国，促进本国科研的进步。

　　《中国社会科学报》：英国与中国在科技创新领域有哪些合作？下一步的发展重点和方向是什么？

　　熊榆：英国能与中国形成一种很好的合作关系。英国擅长创新，而中国的执行能力比较强，并且资金雄厚。同时，英国也有一层考虑，就是他们担心美国会在新一轮的竞争中将许多机会抢走。所以，英中的合作前景是很好的。目前，英国许多公司将研发部门都放到了中国，英国的大学开始进入中国申请研究基金、谋求合作，这也展现了中国政府开放的一面。

　　中国目前缺乏的是管理方法。中国缺乏诸如苹果之类有想法的公司，大都是借用别人的思想。但近些年，中国企业的境界在提高，当企业达到国外管理水平、管理机制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会将企业更多创新的思想和创造力解放出来。

　　英国有一些值得中国学习的地方。比如说，英国以占世界1%的人口从事了全球约5%的科研工作，产出了全球大约9%的论文，在全球最高层次的贡献和诺奖等领域占比约14%，仅次于美国。另一方面，英国大学里行政岗位和科研序列有明显区别，晋升渠道是截然分离的。研究人员不会受到任何方面的压力，一旦科研人员离职，科研成果将随之进入新的研究机构。英国现有的体制在极大程度上保护了科研人员的知识产权，保证了他们的流动性和独立性。但中国目前行政与科研岗位的区分界限不清晰，在研究的同时还需要谋求行政岗位的升职，这在某种程度上分散了科研人员大量的精力，对于集中精力搞创新是极为不利的。

　　中国将会成为创新的引领国，因此英国应积极谋求与中国的合作。下一步，英中两国将会在可持续制造、生物等若干重点领域展开合作。同时英国也在密切关注中国的发展动向，希望有机会进入中国的支柱产业进行合作。我们可以发现，现在谈判的重心和砝码已经转移到中国，这也是中国整体实力不断上升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