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春秋后期到战国的300余年间，是我国思想史的黄金阶段，诸子百家竞相登场，精神文明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以影响而论，前有儒墨并称“显学”，后有儒道相异互补。但毋庸讳言，正如“性与天道，夫子罕言”、“子不语怪力乱神”所表现的那样，总体而论，我们本土的思想文化系统中，对于“彼岸”的思考与探索是相对薄弱的。东汉明帝开始，佛教传入中土，至南北朝渐次兴盛。从思想文化的角度看，与儒家、道家/道教形成了鼎足之势。而随着佛教的本土化、随着佛学被士大夫接受，本土文化的短板逐渐得到了补强。

　　作为外来的宗教、外来的思想文化，与本土思想文化的关系如何，是其生命力的重要体现。反过来讲，本土思想文化如何对待外来文化，也是其特质的重要显现。东汉末年，佛教传入100余年，苍梧人士牟融便著有《理惑论》，讨论这一外来宗教的价值。其序言论及著述缘起道：“牟子既修经传诸子，书无大小靡不好之。……锐志于佛道，兼研老子五千文，含玄妙为酒浆，玩五经为琴簧。世俗之徒，多非之者，以为背五经而向异道。欲争则非道，欲默则不能，遂以笔墨之间，略引圣贤之言证解之，名曰《牟子理惑》云。” 他作为博学之士，很清醒地看到，儒、释、道各有自己的价值，佛教的传入可以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所以不妨并存。

　　东晋著名僧人支道林，于佛学深有心得，又精研老庄。同时，他还与士林名流多有往来，讨论各种玄学命题，名重于一时。他引佛理注解《庄子》，新意迭出，开启了思想界释道相融的道路。

　　唐代思想开放，儒家与道教、道家，以及佛教、祆教等外来文化在大多数时间里都能够和平相处。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等著名文士思想倾向虽各有侧重，但都兼摄了多方面的元素。到五代时，有文士元嵩著《齐三教论》七卷，全面阐述儒释道相融互补的道理。

　　宋代，三教互补相融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理学的开山祖周敦颐正是充分借鉴了佛学与道家的思想，才搭建起理学的大框架，以致有人嘲笑他“周茂叔，穷禅客”。统治者也因应形势，承认这一思想格局。宋太宗诏翰林承旨苏易简、道士韩徳纯、僧人赞宁，编纂《三教圣贤事迹》，三方面不偏不倚，各为五十卷。编成之后，诏命赞宁为首座。

　　这种情况到明代中叶达到极致。据《思辨录辑要》称：“三教合一之说，自龙溪大决籓篱，而后世……立庙塑三教之像，释伽居中，老子居左，以吾夫子为儒童菩萨，塑西像而处其末座。缙绅名家亦安然信之、奉之。噫！有王者作，吾知两观之诛，不待时日。”“龙溪”即王阳明的高足王畿。实际上，王阳明的心学就是融合三教的产物。著名的“天泉论道”中，王阳明提出的“阳明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本身就是儒学与佛学的融通。而陆世仪《辑要》指责的“立庙塑三教之像”，明清两代以迄于今日，可谓是屡见不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