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上音乐文明发源最早的国家之一。自商周以来，华夏音乐三千余年的发展史上，出现了品类繁多、表现力强大的百余种乐器。先秦时期见于文献记载的乐器就有六七十种，包括打击乐器的钟、磬、鼓、铃等，吹奏乐器的排箫、管、埙、笙等，弹弦乐器的琴、瑟、筝、篪等。汉以后陆续传入的外来乐器，则有箜篌、琵琶、筚篥、羯鼓、铜钹、羌笛、唢呐、扬琴等，并不断和中原文化融汇，演变成今天独具中国特色的民族乐器。其中，弓弦类的胡琴衍生成一个乐器家族，包括二胡、四胡、板胡、京胡、坠胡、粤胡等，成为各地民间戏曲音乐的主要伴奏乐器。

　　在种类繁多的民族乐器中，古琴具有特殊的文化蕴涵，以至超出了一种乐器作为器物本身的意义。

　　道德功能与人格修养

　　在官方的话语系统中，古琴被赋予了很强大的道德功能。《旧唐书·乐志》：“琴，伏羲所造。琴，禁也；夏至之音，阴气初动，禁物之淫心。”《乐府诗集》据以发挥道：“琴者，先王所以修身、理性、禁邪、防淫者也。是故君子无故不去其身。”据说，“舜弹五弦之琴，而天下化”。与此相应，就有了尧、舜、禹、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等“圣贤”弹琴的传说，以及他们留下的琴曲的名目。而琴曲的名称也有了道德色彩很强的阐释，如“和乐而作命之曰‘畅’，言‘达则兼济天下而美畅其道’也。忧愁而作命之曰‘操’，言‘穷则独善其身而不失其操’也。‘引’者，‘进徳修业’，申达之名也，‘弄’者，‘情性和畅’，宽泰之名也”。

　　这一类的说法，虽然不无牵强之嫌，但毕竟是从提升社会道德水准的角度立论，因而还是被广泛接受，助推了“琴文化”的升格。

　　在士人的话语系统里，古琴被赋予了较多的与人格修养密切关联的文化内涵。尽人皆知的《陋室铭》写道：“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陋室，是贫穷、物质匮乏的表现。“何陋之有”，是对自己人格、精神财富的自信。而这种精神财富的重要表现，就是做什么与不做什么。做什么？“调素琴、阅金经”。不做什么？“丝竹乱耳，案牍劳形”。“案牍劳形”指代官场公务，“阅金经”则喻指超脱达观。有趣的是，做什么与不做什么都涉及了音乐。“调素琴”是清净心、“吾德馨”的表现，“丝竹乱耳”却是富贵场中热闹而鄙俗的气氛。显然，这里的“素琴”代表着淡泊名利、高尚人格、诗意生存的人生追求。

　　把“琴”与人格象征、人格追求联系到一起的作品，历代有很多，其中生动有趣而又影响广远的，如欧阳修的《六一居士传》。当时，欧阳修参与范仲淹等人推行的“庆历新政”革新，力图改革吏治。新政失败，欧阳修被贬为滁州太守，后又改知颍州等地。他以“六一居士”自命，显然含有乐天知命的意味，但也表现出不向保守势力低头的另类抗争。这里，居士而称“六一”，“琴一张”便已经成为生命的一部分、人格的一部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