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的科罗娜卫星图像为研究山川历史提供了有效的视觉材料。随着研究重心从墓地和聚落考古转移到考察考古山川，科罗娜卫星影像将会为关注形象史学和考古学的研究者作出重要贡献。

　　作为冷战时期的遗产，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第一代间谍卫星科罗娜卫星影像在90年代中期开始被全面解密。今天，这批早期图像成为研究形象史学的一笔重要财富。

　　卫星影像与田野考察相结合辨识考古遗存

　　比较航空照片和当代卫星影像，这些拍摄于40多年前的科罗娜卫星影像综合高分辨率（精度达数米）、覆盖区域广、数量大（全球近百万张影像）、单张覆盖面积大（数百平方公里）、拍摄时间早、拍摄时间跨度长等优势。虽然航空照片起始年代为20世纪初，相比科罗娜卫星影像，航片覆盖面积小、成本高、分辨率差别大。当代卫星影像虽然在分辨率和覆盖区域方面有优势，但在经历近30年城市化进程、大规模基本设施建设、土地利用转型、推广机械化农耕技术的破坏之后，大量考古学地貌和遗址景观已经不复存在。

　　科罗娜卫星影像的高分辨率在呈现地面上难于辨认的考古遗存方面有着巨大优势，如古代河道、大型夯土基址和经人工改变的自然景观。在实践中，科罗娜卫星像影的质量首先取决于地区生态和景观条件。对遗址遗迹的成功识别取决于图片拍摄的季节、时间点、云层覆盖、当时的气候形势、土壤形态、地质条件，以及当地的耕作制度等。这些深层因素在直观上的表现则为土壤痕迹和植被痕迹。例如，保存在地面或被带到地面上的考古学堆积，其颜色与周围土壤存在差别；而植被痕迹是底层土壤的多样性造成植物种类和长势差别所形成的样态，可借以辨认深层土壤中所保存的考古学信息。

　　聚落变迁、反复开发、农业集约化、洪水沉积，以及中国农耕中心地带高度密集的人口，都会增加通过遥感影像辨认考古遗存的难度。在考古学和形象史学视野中观察和理解卫星影像中的考古山川，需要观察者既要了解自然与人类，即景观的生成者与塑造者，还要了解历史的进程，即景观形成的过程。在方法上，可以通过综合卫星图片分析与田野考察各自所得的线索获得更清楚的认识。这一过程还包括与其他多种影像资料、文献进行对比，例如航拍照片、地图、地质报告、考古调查报告、发掘报告、 地方志等，并配合实地田野考察与发掘。

　　卫星影像中的景观变迁

　　由于人类社会和自然的交互作用，考古山川的形成宛如反复书写的文本，不同时代的历史遗迹互相影响，交叠成一幅山川画卷。科罗娜卫星影像把来自不同时代的遗址并列在一起呈现，使我们能够探讨这种长期互动关系。因此，把山川景观当作形象史学的研究对象，鼓励跨越传统史学分期的文化通识。以下我们从鲁国乡间的考古山川中撷取范例简要说明。

　　鲁国公室墓地。文化景观研究的前提是确认共时性。鲁国公室墓地是鲁故城政治空间的延伸，孔子任中都宰时曾增建护沟环绕。理解春秋鲁国公室墓地周边的乡村景观，需要考察明清水利工程与黄河洪水对这一带地貌的巨大影响。15世纪，明政府在鲁国公室墓地周围建设了一系列水利工程以增加京杭大运河的通航能力， 使得这片墓地最终成为南旺分水枢纽中的一个孤岛，被三个大型“水柜”合计175平方公里的水域环绕。

　　1855年，黄河泛滥淹没了大运河，泥沙填塞三个“水柜”。如今，这片区域的景观由几座封土堆大墓、一条废弃的运河河道和周边广阔的原野构成。如果不了解地貌历史变化，直接以全覆盖拉网式系统调查方式重建青铜时代鲁国乡间的景观，将在这些庞大的库区消耗大量资源，并产生具有误导性的成果。将科罗娜和其他遥感图片与这些水利工程的历史地图一起研究，通过观察淤积区与周边地带土壤水分差别导致的色差以及耕作制度的差别，能够有效地帮助考古工作者在他们的研究规划和田野实践中确认这些景观变迁。

　　神圣山川。受限于大比例地形图的流通限制以及地图绘制人员的释读取舍，考古遗址与其山川景观之间的关系经常表述不清。分析科罗娜卫星影像有助于重建山川祭祀地点与不同时期的考古遗存之间的联系。例如，邹鲁地区的一些山峰和丘陵，在秦汉时代曾被封为神山，成为帝王巡狩封禅的目的地。结合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考古学家对山下邾国纪王城遗址的勘查成果与对当地科罗娜卫星影像的分析，可以看到周代纪王城宫殿基址与主峰连成一线。东、西城墙朝向石山散开，仿佛在象征性地环抱峄山。因而，春秋时代邾国都城的布局围绕着峄山的神圣景观发展起来，而峄山最终也被纳入秦汉帝国山川祭祀与宗教景观。这些观察显示，峄山在地方政治与宗教景观中的突显远早于早期帝国时期，帝国的山川祭祀体系是传统宗教知识的重新整合。

　　解密的科罗娜卫星图像为研究山川历史提供了有效的视觉材料。随着研究重心从墓地和聚落考古转移到考察考古山川，科罗娜卫星影像将会为关注形象史学和考古学的研究者作出重要贡献。

　　（作者单位：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人类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王艺/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