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是第一个明确将欧洲的现代性和宗教联系起来的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同时也是第一个把中国的落后和宗教联系起来的有影响力的思想家。我想说的是，在把现代性和欧洲的宗教相联系时，在把这一对组合同有关中国的宗教与落后这一观念相联系时，韦伯使得一个老观点重新流行起来，这个观点可以回溯至欧洲人最初在思考中国问题时开始将其和欧洲联系起来的那个时代。那也是欧洲人开始思考现代性，开始思考他们自己的现代性的时刻。

　　在欧洲17世纪“古代与现代”之间的著名辩论中，中国人以及耶稣会士的论点得到了明确的表达，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在这场辩论的背景下，第一批法国来华传教士中的一员李明（Louis Le Comte，1655—1728）宣称，古代中国人“已在宇宙中最古老的庙宇中向造物主献祭”。在其关于“古代和现代”中国宗教的一封长信中，李明写道：“在两千年的时间里，中国拥有关于真神的知识，践行了最纯粹的道德，也就是在欧洲甚至全世界都在谬误和腐败的泥淖中打滚的时候。”然而，在欧洲开始明确表述它自己的现代性时，中国和欧洲开始分道扬镳：欧洲从一个“腐败的”过去走向了辉煌的“现代性”，而中国却从一个“理想的”过去来到一个“堕落的”现在。当耶稣会士们谈论古代的中国宗教，说它正在堕落腐败时，他们实际上是把中国和欧洲的现代性关联起来。

　 （作者为纽约大学中东与伊斯兰研究学系主任、教授 黄德远/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