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地区在历史上曾长期是国都所在地，河洛文化因此在国家对外交往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考察河洛文化在历史上对外传播与交流的机制以及产生的影响，是认识中华文化贡献世界文明的一个有意义的视角。就相关问题，河南科技大学河洛文化研究所所长薛瑞泽接受了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的采访。

　　河洛地区对外影响曾占据主流

　　《中国社会科学报》：河洛地区在文化交流中涉及哪些国家和地区？产生了哪些影响？

　　薛瑞泽：河洛地区在古代的文化交往既包括域外的国家和地区，即如今东亚地区、东南亚地区所建立的国家和政权及丝绸之路沿线的中亚地区，还包括现在中国境内的各个地区。通过对河洛地区在历史上对外交流的考察，可以进一步认识河洛地区在历史上的东亚乃至世界文明进程中的地位。

　　我们既会看到河洛文化的强大辐射力和向心力，也可看到这些地区的文化亦可能回馈、影响到河洛文化，盛世的文化本身也具有包容性。当然，河洛地区的文化交往也表明，这种文化交流并不是对等的，相对来说，河洛地区的对外影响占据了主流。如日本的大化改新即是通过学习唐王朝的政治制度，并将其移植到日本社会，促使其迅速摆脱原有社会制度而实现新的社会发展。

　　经济文化发展推动对外交往

　　《中国社会科学报》：河洛文化的对外传播与交流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怎样的阶段性特点？

　　薛瑞泽：统观河洛地区漫长的对外交往历史过程，从早期的初步交往到隋唐盛世的频繁交往，显现出河洛地区影响逐步扩大的总体趋势，各个阶段也形成不同特色。

　　先秦时期，河洛地区因为社会经济尚处于逐步形成阶段，所以其对外交往的主动性较少，呈现出间断性、被动性。先秦时期河洛地区与朝鲜半岛的交往，从初期的传说到箕子东走朝鲜，显示了河洛地区对朝鲜半岛的认知。相关的不同记载表明，随着河洛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变动，这里的社会文化开始通过民众迁移传播到朝鲜半岛，而以箕子为代表的河洛人的回返，又将朝鲜半岛的信息带回河洛地区，从而使遥远的异域传说变成真实的历史印象。又如南越地区与河洛地区的交往，从西周初年开始的“越赏贡”开始，到西周时期昭王南游的书写，表明了黄河流域与南越地区交往的事实。再如周穆王西行的历史传说，虽然有后人附会的因素存在，但其间反映了先秦时期开拓西域的理想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