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侯乙编钟的出土，引起音乐界和考古界的广泛关注。美国小提琴家梅纽因曾感慨：古希腊的乐器都是竹木器，没能保存到今日，只有在中国才能听到2000多年前的乐器奏出的乐曲。缘于曾侯乙编钟，中国的音乐考古学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围绕相关问题，记者采访了天津音乐学院副院长方建军。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您简要介绍一下中国音乐考古学的产生，以及曾侯乙编钟对其的推动作用。

　　方建军：音乐考古学这个学科是在考古学滋养下产生的新兴学科。新中国成立以来，音乐考古学逐渐萌生，越来越多的音乐史学家认识到，古代音乐文化的实物资料在音乐史研究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和作用。

　　音乐史学家李纯一是较早从事该领域研究的学者之一，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开始运用出土乐器从事古代音乐史研究，并搜集了大量考古发掘的古代乐器和音乐遗迹等资料，以考古材料的研究成果和文献记载相互印证。

　　1977年，音乐考古学学者黄翔鹏到河南、山西、陕西、甘肃等黄河流域省份进行出土乐器的考察。在检测了近百件编钟后，黄翔鹏在论文《新石器和青铜时代的已知音响资料与我国音阶发展史问题》中，阐述了先秦编钟的双音奥秘，以及西周编钟音律编组的设计和“一钟二音”音程关系的基本规律。然而，文章在当时并未引起重视。

　　1978年，曾侯乙编钟出土，以其65件青铜编钟的正、侧鼓部130个明确无误的音响实证，加上每一个编钟上对应这些音响的阶名和律名的错金标音铭文，使人们确认了先秦“双音钟”的存在，确认了黄翔鹏此前提出的关于先秦已发明了编钟双音技术的理论。

　　缘于曾侯乙编钟，“音乐考古学”这个尚处于萌芽期的新领域得以发展。由此开展的研究工作推动了中国音乐考古学的形成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