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学是极富湖湘地域特色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有十分特殊的地位。许多湘学人物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扮演重要角色，湘学的近代转型代表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近代转型的进程和特点。

　　湘学的近代转型，一方面是学术发展的内在呼唤。晚清学术发展和变革的理论呼唤和现实需求，是湘学近代转型的内在因素。这一时期的湘学，出现了今文经学派和理学经世派。魏源为晚清今文经学派的代表，他对汉学和宋学都进行了批判，提倡“通经致用”，开创了一代学风。曾国藩属于晚清理学经世派，他尊崇理学，又以开明心态主张汉宋兼采，其最根本的目的是经世致用，将儒家之“道”落实到治国、治军、洋务等实践中。

　　另一方面则是中西文化冲突的外在时代背景。鸦片战争后，中西文化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剧烈冲突，这是湘学近代转型的外部因素。当时，面对这“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仁人志士挺身而出，以极大的历史责任感和民族忧患意识，积极寻求救国保种、强国保学的济世良方。在这个过程中，不少湘学人物起到了引领时代潮流的作用。魏源、贺长龄、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黄兴、宋教仁、蔡锷、陈天华、杨昌济……这一长串名字，被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丰碑深深地铭刻，他们不但在实践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且在理论创造上也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湘学，也在这些先进人物应对中西文化冲突的探索和抉择过程中发生了转型，产生了近代湘学这一新的形态。

　　我们认为转型后的近代湘学最突出的特点有三个。

　　其一，经世致用。尽管经世致用思想不为湘学所独有，但在近代湘学中却最突出。龚自珍和魏源是近代经世致用精神的开风气者。魏源编写的《海国图志》，介绍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地理、文化等情况，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为中国人打开了向西方学习的大门，后来的洋务运动就是秉承魏源思想而开始的“师夷”、“制夷”实践。

　　魏源身处鸦片战争时期，他与陶澍、贺长龄等推动经世致用风气在三湘大地乃至全国流行。此后湖南出现的一波又一波人才群体，都是受到湘学经世致用学风影响而涌现的。

　　其二，实事求是。如果说经世致用是近代湘学的时代学风，那么，实事求是则是近代湘学的思想方法。

　　最早将实事求是这一考据学命题转化为哲学认识论命题的，是曾国藩。他说：“近世乾嘉之间，诸儒务为浩博。惠定宇、戴东原之流钩研诂训，本河间献王实事求是之旨，薄宋贤为空疏。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者乎？”曾国藩将实事求是与朱熹“即物穷理”命题联系起来，对实事求是做了不同于考据学的解释，强调研究具体事物的知识和规律。曾国藩将实事求是从一个考据学命题创造性地转化为哲学认识论命题，并运用到自己的军政实践中，成为了一种思想方法，并在近代湘学中蔚然成风。

　　其三，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近代湘学的爱国主义特征十分突出，这也是近代湘学人物在救国图强、自立发展中能够做出功绩的精神和情感保证。

　　杨树达说：“自王船山先生以后，湖南人笃信民族主义，因欲保持自己民族，故感觉外患最敏，吸收外来文化最力，且在全国为最先。如魏默深之志海国，郭筠仙、曾劼刚之赞欧化，光绪丁酉、戊戌之办新政，皆其例也。”谭嗣同为变法图强而血洒菜市口，陈天华、杨毓麟因抗议帝国主义之无理与清政府之无能而分别在日本和英国蹈海殉国，均是近代湘学人物爱国主义情感的表现。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