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力度的深入落实，学界和理论界虽然开展了对政治纪律的内涵、演化和发展等理论问题的探讨并形成了丰富成果，但对政治纪律进行的历史性研究却还有待进一步深化。为更好地推进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建设，本文梳理了中共五大前后的相关文献，特别是考察瞿秋白在1927年春所著的若干文章，分析其提出政治纪律的历史环境和基本理论思考，及其之后全党上下严肃政治纪律的一些重要实践，进而作一些理论思考，是非常必要和有意义的。

　　一、五大前夕党的政治纪律建设的历史背景和理论思考

　　中国共产党自建立起就一直强调组织的先进性和纪律的严肃性。经过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发展，特别是大革命的洗礼，党对自身组织建设问题进行了一系列艰辛探索，形成了具有高度政治性和原则性的铁一般纪律。

　　（一）中共建党初期高度重视党纪建设

　　自诞生伊始，中国共产党就遵循列宁主义建党原则高度重视自身组织建设，同时在制度层面上也开始了对纪律建设的探索，并最终在中共二大关于加入共产国际的决议案中迈出实质性一步——特别强调民主集中制和铁的纪律。在此后的中共三大和中共四大相继通过的修正章程中，也延续了中共二大中关于纪律建设的相关要求。通过对比1924年陈独秀和毛泽东二人署名的《中央通告第十七号——反对江浙军阀战争问题》中关于党员宣传革命以及纪律处分的内容和要求，与党的十八大后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政治纪律第45-48条的要求十分相近。可以看出，上述纪律建设的早期实践，为严肃党纪构建了总体框架并作了必要理论准备。

　　（二）瞿秋白思考政治纪律问题的历史背景

　　瞿秋白是中共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为党的理论建设和思想宣传做出了重要贡献。1927年2月初，在全党讨论共产国际决议的大背景下，瞿秋白他以思想家的理论自觉和政治家的行动自觉，在一系列理论和实际问题中，同陈独秀、彭述之就共产国际新路线进行辩论，对陈独秀、彭述之错误言行展开斗争，并触发了瞿秋白对党内机会主义的思考。为批判、消除党内错误思想，他在《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一文中对党的路线、策略、组织、宣传和纪律等问题进行了系统思考，回答和探索了中国革命的诸多理论与现实问题。《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是瞿秋白为讨论中共政治路线而作。后来，这成为瞿秋白在中共五大上同陈独秀、彭述之右倾错误斗争的理论武器。

　　（三）列宁主义纪律观是瞿秋白提出“政治纪律”的理论基础

　　纪律是党的建设的关键一环，铁的纪律是党的路线准确执行的保障。列宁认为，纪律就是“行动一致，讨论自由和批评自由”。1927年1月19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任务〉的决议》指出，党的纪律是经过党员对党的工作问题集体讨论后产生的，是建立在少数服从多数的基础上的。这不仅是《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形成的政治基础，也阐述了建之于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的列宁主义纪律观。总之，瞿秋白撰写《问题》正是接受了列宁主义纪律观，公开讨论党内政治路线并对之进行批判，以期治愈党内之“疾”。

　　（四）瞿秋白对“政治纪律”的理论思考

　　在《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中，瞿秋白也对党内纪律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展开了理论思考。这些内容主要集中在第五章《中国革命中之共产党党内问题》第三节“官僚式的纪律观与流氓式的纪律观”中。瞿秋白详细指出党内在纪律方面的种种错误表现，并大声疾呼全党要严格执行政治纪律，积极改正错误，如此才能不断增强党的斗争力，实现党的伟大使命。在瞿秋白看来，政治纪律有两层涵义：一是执行纪律绝不只限于下级，全党都必须执行中央决议，绝无任何人可以免除纪律约束，特别是对党内领导人和党的领袖来说，没有超越党的组织和纪律的“自由”。二是无产阶级政党要通过党内自下而上的批评和领导干部的自我批评、“自暴家丑”，达到纠正错误、“保存威信”的目的，通过党内讨论，凝聚党员意识，增强纪律自觉，推动革命事业发展。

　　二、革命转折关头全党严肃政治纪律重要实践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在革命转折关头，中共全党就纪律建设进行了艰辛探索，强化政治纪律的实践也由中央向全党层面渐次展开。

　　（一）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据之巩固组织基础

　　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七次扩大全会的新精神，瞿秋白起草了《上海“二·二二”暴动后之政策及工作计划意见书》。在《意见书》的最后，他提出为贯彻党的策略，就要施行政治的纪律。与此同时，在中央成立了八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以作为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最高决策与指挥机关。在特别委员会的七次会议中，瞿秋白在前五次会上均作了发言。此外，罗亦农和赵世炎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前夕，为确保中央暴动指示贯彻执行，也先后在上海区委联席会议上谈到了严肃对待政治纪律的问题。

　　（二）中共五大在纪律建设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

　　相比中共四大通过的党章内容只有六章，中共五大通过的党章内容增加到十二章，其增加部分主要是在组织建设方面。经过全党对共产国际《决议》的讨论，特别是在中共五大上阅读、讨论了《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一文后，党中央反思了中国革命的经验和教训，并接受了列宁主义纪律原则，在纪律建设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一方面，《组织问题议决案》首次以中央文件形式提“政治纪律”，另一方面，则是《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对党纪做出了系统规定。此外，《决案》在违纪认定和处罚方式方面有了很大进展，为严肃执行党纪、惩处违纪党员提供了明确依据，为党内生活构建了制度框架。同时，为了巩固党内一致和威权，会议还提出要在中央和省两级组织设立监察委员会，并规定了其具体职权、组织架构和工作规则。

　　（三）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首提《政治纪律决议案》

　　在党的领导人看来，大革命失败的症结之一就在于五大没能严格执行政治纪律，因此在八七会议后，党中央决心强化政治纪律。到10月下旬，轰轰烈烈的革命转入低潮，中央临时政治局于1927年11月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中将严格的整饬纪律和建立党的秘密组织上升为党的工作成效最必须的条件之一，通过了第一个《政治纪律决议案》。同时，会议还要求全党积极开展整饬政治纪律的实践，对暴露的问题要严肃纪律。

　　三、中共早期严肃政治纪律的历史启示

　　自建党伊始，中共就高度重视自身纪律建设，中共领导人对纪律问题进行了系统思考，特别是瞿秋白在接受列宁主义纪律观的基础上，阐述了政治纪律的内涵和意义。中共五大将之写入党的文件，随后的八七会议及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而据之强化组织、推动革命，继而在全党开展严肃政治纪律的实践，深化了全党对铁一般纪律的认识。

　　第一，执行政治纪律要以符合实际的政治路线为基本前提。历史反复证明，革命指导机关对革命形势的分析和决断是否科学，对革命成败极端重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大批中国共产党人因为坚持从实际出发，采取了冷静理性的政策，反而受到了错误打击。中共六大从曲折与失败中汲取了教训，革命形势开始恢复并有了新发展。

　　第二，执行政治纪律要以强化中央权威为重要目的。强化政治纪律，其主旨是维护中央权威，使中央决策得以快速准确地执行，非此中国革命事业不能成功。群龙无首、议而不决、一盘散沙，丧失纪律性，没有执行力，给革命事业造成巨大损失。启迪民主意识、发扬民主作风、开展民主批评，并非是为削弱党的威信，而是为了维护全党集中统一，强化中央权威。

　　第三，执行纪律要起到教育党员的作用。只有建之于共同思想，才能有铁一般的纪律，才能有一致行动。对于党组织而言，党内教育旨在帮助党员认识错误、找出根源，懂得何为正确路线和革命理论，并据之改正自己的言行，而这一活动必须采取一种与人为善、乐于助人的友好态度，从真正帮助同志的角度出发，助其解决思想问题和政治困惑。这样才能提高党员的战斗力和凝聚力，确保全党步调一致地前进。

　　（作者单位：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延安大学政法学院。《党的文献》2019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黄小强/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