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之一。深入研究毛泽东思想概念的提出及其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体悟其中蕴含的深刻道理，是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深入学习、研究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所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关 键 词：毛泽东思想/概念的提出/确立/指导思想

　　标题注释：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历史虚无主义研究”(项目批准号：2015MZD020)。

　　作者简介：仝华，女，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在回顾毛泽东思想逐步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时指出，主要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毛泽东思想是在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在解放战争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继续得到发展”①。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之一。深入研究毛泽东思想概念的提出及其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体悟其中蕴含的深刻道理，是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深入学习、研究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所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一、“毛泽东同志的思想”首次提出和相应阐述

　　(一)“毛泽东同志的思想”首次提出的背景

　　“毛泽东同志的思想”，首次提出见于1941年3月20日，党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②在《共产党人》③杂志第十六期上发表的《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中，其时距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率红军陕甘支队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已近6年。其间，至1938年上半年，毛泽东先后发表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一系列重要论著，深刻揭示了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基本规律，阐明了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基本战略和策略以及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钱、组织路线和军事路线。

　　而在上述论著发表前的10余年间，毛泽东先后写作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共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即日益明确地宣示了“以乡村为中心”④思想(即“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中国革命新道路思想)的初步形成。1930年5月，毛泽东写了《调查工作》⑤一文。该文就是为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⑥。

　　全民族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初，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10月12日至14日，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在会上作《〈论新阶段〉——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简称《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他在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⑦这一命题。在此前后至1940年1月，毛泽东相继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系统阐明了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完整理论；明确提出并深刻论述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⑧。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已日渐成熟。

　　(二)对“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相应阐述

　　《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全文9000字左右，共三部分(均无小标题)。贯穿全文的思想主线，是阐述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和如何培养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含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党的教育干部。

　　该文第三部分，围绕“我们党的教育人材应该是怎样的”这一问题明确提出：“首先，这种人材应该是忠实于列宁、斯大林的思想，忠实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忠实于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同志的事业——全世界及全中国无产阶级及一切被压迫人民解放的革命事业，共产主义的事业”。由此，“毛泽东同志的思想”首次提出和使用。作者还指出：“我们的教育人材应该是创造性的马列主义者的信徒，而不是教条性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要研究“毛泽东同志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到中国环境中来，如何发展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⑨。

　　虽然该文没有明确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但其阐发的基本思想，实际上蕴含了“毛泽东思想”概念最基本的内涵。

　　1941年4月30日，张如心在《解放》周刊第一二七期上发表了《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一文。全文12000字左右。该文是对《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基本观点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特别是其指出，毛泽东的许多著作“是马列主义在中国具体环境下的民族化的结晶”⑩；“是唯物辩证法最精彩最生动的运用结晶体”(11)；“毛泽东同志之所以能够达到这种成功，除了其他的原因以外，最重要的是因为他能够真正唯物地具体地理解我国的情形，真正掌握创造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唯物辩证法”(12)。

　　1942年2月1日，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做《整顿党的作风》报告为标志，以延安为中心的全党整风运动正式开始。同月18日、19日，《解放日报》连载张如心的文章《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他把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分为思想路线(或思想方法论)、政治路线(或政治科学)(13)和军事路线(或军事科学)(14)三个组成部分，并指出：“这三个组成部分内在有机的统一便构成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的体系。”(15)该文进一步推动了毛泽东思想概念的提出。

　　同年7月1日，朱德在《解放日报》发文《纪念党的二十一周年》。文章指出：“今天我们党已经积累下了丰富的斗争经验，正确的掌握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并且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创造了指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的理论。”“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我们党已经有了自己的最英明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他真正精通马列主义理论，并且善于把这种理论用来指导中国革命步步走向胜利。”(16)同日，陈毅在《华中报》发文《伟大的二十一周年——七一建党感言》。文章写道：“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同志领导秋收暴动辗转游击于湘赣粤闽四省之间，进行苏维埃的红军建设，进行实地的中国社会的调查，主张以科学头脑科学方法，对待马列主义中国化问题，主张世界革命的一般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有更具体完整的创获，正确的思想体系开始创立。”(17)文章还指出，毛泽东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乃是一百年中国学术思想上及社会实践问题上，其中新旧争论的最正确的解决，这是一本马列主义的新创获的著作，这是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华民族理论战线上的光荣代表”(18)。

　　虽然朱德、陈毅在他们各自所写的上述文章中，也未明确提出这个思想体系的名称，但就他们阐述的内容看，显然这个思想体系与毛泽东的名字密切相关。这也是朱德、陈毅对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在不久后被明确提出所做的重要贡献之一。

　　二、“毛泽东思想”概念的明确提出和相应阐述

　　(一)“毛泽东思想”概念明确提出的背景

　　1943年7月5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首次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并对其进行了准确阐述。该文发表的重要背景，一是全党整风运动深入开展。二是在全党整风运动期间，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共产国际解散这一重大事件的认识十分清醒。

　　回顾延安整风运动的历史可知，1942年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与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公布了整风运动中干部(学生在内)必读的18个文件(19)。4月1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增加整风学习材料及学习时间的通知》发布，决定增加4个文件(20)，作为在延安讨论整顿三风材料的第19至第22个文件。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学习、理解整风文件，特别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4月22日，党中央领导编辑的《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在延安出版。6月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发布。其要求：“凡能阅读文件者均吸收参加，分成小组”，“学习时期规定为四个月到五个月”(21)等。

　　在党中央的号召和指导下，以延安为中心，全党掀起了联系实际(中国革命的实际、本人思想和工作实际)学习22个文件的高潮。这段时间，在延安党的许多领导者如张闻天、王稼祥、李富春、王若飞、李维汉、凯丰、陆定一、陶铸、彭真、徐特立等，以及党的许多理论工作者如艾思奇、邓力群、张如心等，都发表了高质量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文章，对推动全党学习起了很好的作用。陕甘宁边区的主要领导人林伯渠、谢觉哉等也撰写了高质量的学习心得或杂文、日记等。正是在这一学习基础上，延安整风运动得以深入开展。

　　进入1943年后，5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作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其宣布：“解散国际工人运动的指导中心——共产国际，解除共产国际各支部因共产国际章程及历届代表大会决议所负的义务。”(22)5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并随后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决定》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而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中国共产党人必将继续根据自己的国情，灵活地运用和发挥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服务于我民族的抗战建国事业。”(23)同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召集的延安干部大会上做《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他号召全党：“现在共产国际没有了，这就增加了我们的责任心。每个同志都要懂得自己担负了极大的责任。从这种责任心出发，就要发挥共产党人的创造力。”(24)《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就是在上述背景下脱颖而出的。

　　(二)对“毛泽东思想”的相应阐述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不仅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而且对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涵及其产生和发展的理论基础和其他条件做了准确的阐述。

　　关于毛泽东思想的界定。文章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25)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26)，“它是创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27)。

　　关于毛泽东思想产生的理论基础和其他条件。文章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研究了中国的现实，积蓄了中共二十二年的实际经验，经过了党内党外曲折斗争中而形成起来的”(28)。毛泽东思想“既不象那些简单抄袭书本搬运理论，把理论当教条而自命为马列主义，把主观主义当作马列主义，也不象那些以中国人民民族意识来投机，抄袭一些中国封建时代的古书，同时偷运一些外国最反动的法西斯思想而自命其理论为中国‘本国货’，把封建思想与法西斯主义当作中国民族解放的理论”(29)。

　　继王稼祥明确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并对其做出重要阐发后，在党的一些文件和许多负责同志的讲话中，使用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和论述毛泽东思想的情况逐渐多起来了。

　　1943年7月6日，刘少奇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的《清算党内的孟什维克思想》一文中，号召全党：“用毛泽东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并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去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30)

　　同年8月2日，周恩来在中央办公厅举行的欢迎晚会上讲话指出：“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31)

　　同年12月，邓小平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的讲话中，不仅使用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而且明确指出：“我党自从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之后，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之下，……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直到现在已经九年的时间，不但没有犯过错误，而且一直是胜利地发展着。”(32)

　　在全党整风运动取得丰厚收效的基础上，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中共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召开。4月20日，全会原则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贡献，指出：“我党经过了自己的各种成功和挫折，终于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第一次达到了现在这样高度的巩固和统一。”(33)“到了今天，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更普遍地更深入地掌握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结果，必将给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伟大的进步和不可战胜的力量。”(34)

　　三、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及其界定的延展

　　(一)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历时50天的中共七大在延安胜利召开。会场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的横幅标语。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近24年间，党的“最盛大的最完满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35)。

　　6月11日，大会原则通过(后由七届一中全会一致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总纲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批判地接收中国的与外国的历史遗产，反对任何唯心主义的或机械唯物主义的世界观。”(36)党章第一章第二条并把“努力地提高自己的觉悟程度和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37)作为党员必须履行的首要义务。党章总纲和党章条文的上述规定，是中共七大“修改的党章一个最大的历史特点”(38)；是中共七大“最重要的历史标志”(39)。

　　此前，5月14日，刘少奇在大会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深入阐发。其中特别是：

　　关于毛泽东思想定义。刘少奇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特出的、完整的关于中国人民革命建国的正确理论”(40)。

　　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刘少奇概括为九个方面：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党的理论与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与政策等(41)。

　　关于毛泽东对创立毛泽东思想的贡献。刘少奇强调：由于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其极大的特殊性，以及中国的科学还不发达等条件，要使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要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就是说，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方法来解决现代中国革命中的各种问题，这乃是一件特殊的、困难的事业。……正是我们的毛泽东同志，出色地成功地进行了这件特殊困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这在世界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历史中，是最伟大的功绩之一，是马克思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在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口的民族中空前的推广(42)。

　　中共七大党章对毛泽东思想的界定与评价，刘少奇《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对毛泽东思想的系统而深入的阐发，体现了当时全党对毛泽东思想认识的最高水平。这为党的干部和广大党员结合革命斗争实际认真学习和正确领会与运用毛泽东思想奠定了基础，对推动全党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统一起来发挥了前所未有的作用。

　　(二)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思想界定的延展

　　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中共七大后4年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6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新中国步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此后20余年，经过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以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标志，新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将对毛泽东思想的界定延展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43)决议还指出：“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44)决议从六个方面归纳和概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多方面内容，阐述了贯串于毛泽东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在为大会所致的开幕词中指出：和八大的时候比较，现在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深刻得多了，经验丰富得多了，贯彻执行我们的正确方针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大大加强了(45)。也是在此，邓小平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46)

　　基于中国共产党对八大以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20多年曲折发展的深刻认识，中共十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第4段写道：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47)这一界定，被此后中共历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所延续。这反映了随着实践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思想的完整认识。

　　1987年召开的中共十三大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的结合，经历了六十多年。在这个过程中，有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反复探索，在总结成功和失败经验的基础上，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把革命引向胜利。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建国三十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48)1997年召开的中共十五大进一步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它的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我们党把它称为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我们党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这两大理论成果都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49)

　　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高度概括了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中国革命和建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成立以后，顺利地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发展了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50)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回顾毛泽东思想概念的提出及其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对我们在新的征程上毫不动摇地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特别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具有重要意义。

 

　　注 释：

　　①《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25-826页。

　　②张如心(1908-1976)，男，广东省梅州兴宁县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哲学家和教育家。

　　③《共产党人》，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主办的党内刊物，不定期出刊。1939年10月在延安创刊，1941年8月停刊，共出版19期。由洛甫(即张闻天)主编，罗迈(即李维汉)负责编辑出版具体工作。

　　④《周恩来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79页。

　　⑤后称《反对本本主义》。

　　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页。

　　⑦《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51页。

　　⑧《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6页。

　　⑨《〈红藏〉进步期刊总汇(1915-1949)》，《共产党人》3，湘潭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45-447页。

　　⑩《〈红藏〉进步期刊总汇(1915-1949)》，《解放》7，湘潭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68页。

　　(11)《〈红藏〉进步期刊总汇(1915-1949)》，《解放》7，湘潭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70页。

　　(12)《〈红藏〉进步期刊总汇(1915-1949)》，《解放》7，湘潭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70页。

　　(13)张如心：《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解放日报》1942年2月18日。

　　(14)张如心：《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解放日报》1942年2月19日。

　　(15)张如心：《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解放日报》1942年2月18日。

　　(16)《朱德年谱新编本(1886-1976)》(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105页。

　　(17)计高成主编：《陈毅在盐城》，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版，第447页。该书全文刊登了陈毅的讲话。

　　(18)计高成主编：《陈毅在盐城》，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版，第447页。

　　(19)必读的18个文件指：(一)毛泽东二月一日在党校的报告；(二)毛泽东二月八日在延安干部会上的报告；(三)康生两次报告；(四)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五)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六)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决定；(七)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决定；(八)毛泽东在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九)毛泽东关于改造学习的报告；(十)毛泽东论反对自由主义；(十一)毛泽东农村调查序言二；(十二)联共党史结束语六条；(十三)斯大林论党的布尔塞维克化十二条；(十四)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第二章第二第三第四第五节；(十五)陈云论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十六)四军九次代表大会论党内不正确倾向；(十七)宣传指南小册；(十八)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见《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95-197页。

　　(20)新增加的4个文件分别是：斯大林论领导与检查、列宁斯大林等论党的纪律与党的民主、斯大林论平均主义、季米特洛夫论干部政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28页。

　　(21)《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26、327页。

　　(22)《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22页。

　　(23)《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18-319页。

　　(24)《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26-327页。

　　(25)《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44页。

　　(26)《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50页。

　　(27)《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47页。

　　(28)《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46页。

　　(29)《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46-347页。

　　(30)《刘少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00页。

　　(31)《周恩来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8页。

　　(32)《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8页。

　　(33)《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70页。

　　(34)《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98-999页。

　　(35)《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56页。

　　(36)《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33页。

　　(37)《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36页。

　　(38)《刘少奇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417页。

　　(39)《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62页。

　　(40)《刘少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3页。

　　(41)《刘少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5页。

　　(42)《刘少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5-336页。

　　(43)《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73页。

　　(44)《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73页。

　　(45)《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页。

　　(46)《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页。

　　(47)《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4页。

　　(48)《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6页。

　　(49)《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页。

　　(50)《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汇编》，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