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 年以来，受国内外经济形势影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对经济运行合理区间的下限形成了冲击。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开局总体平稳，但是，国内外经济形势依然错综复杂，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仍然突出，给宏观调控提出了新的挑战，对此，中国社科院院学部委员、经济学部副主任刘树成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专访时提出，真正贯彻落实刚刚出台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 — 2020 年 ) 》，是实现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抓手。 　　

　　2012 年至今下行压力对经济下限产生三个冲击波

　　《经济参考报》：近几年来，中国经济与前些年动辄两位数增长相比，出现了下降的态势，引起国内外的关注。作为国内长期研究经济周期的著名专家，您对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有何看法？ 2014 年一季度经济数据很快将公布，请您提前预测一下？

　　刘树成：我国 GDP 季度同比增长率，在 2008 年至 2009 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走出一个 V 字形下落与反转的轨迹，在 2010 年第一季度回升到 11.9% 的高峰。之后，我国 GDP 增长率开始进入一个下行通道，也就是我国经济由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平均近 10% 的高速增长期，进入一个增长速度换挡期，或增长阶段转换期。在开始的头两年， 2010 年和 2011 年， GDP 季度同比增长率还下降的不多。 2010 年第二季度至 2011 年第四季度，平均在 9.6% 。

　　2012 年前三个季度，经济增速继续下滑。第一季度 GDP 同比增长率下滑到 8.1% ；第二季度开始“破八”，下降到 7.6% ；第三季度下降到 7.4% 。 2012 年 3 月《政府工作报告》中，已将经济增长预期目标由过去连续七年的 8% 下调到 7.5% 。 2012 年第三季度 GDP 增长率下降到 7.4% ，这是经济下行压力对经济运行下限的第一个冲击波。 2012 年 5 月起，开始采取一系列微刺激措施。第四季度 GDP 同比增长率小幅反弹至 7.9% 。

　　2013 年上半年，经济增速又继续下滑。第一、二季度 GDP 同比增长率又下滑到 7.7% 和 7.5% ，这是经济下行压力对经济运行下限的第二个冲击波。 2013 年 6 月中旬以后，又采取了一系列微刺激措施。第三季度 GDP 同比增长率又小幅反弹至 7.8% 。

　　进入 2014 年，从已公布的 1-2 月份工业生产、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等主要经济运行数据看，预计上半年 GDP 增速会继续下滑，预计第一季度有可能下滑至 7.4% ，这是经济下行压力对经济运行下限的第三个冲击波。据报道， 3 月 19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努力保持经济运行处在合理区间，及时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抓紧出台已确定的扩内需、稳增长措施。 3 月 26 日，李克强总理在辽宁主持召开经济形势座谈会，强调指出：“把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是当前宏观调控的基本要求，也是中长期政策取向。”“我们拥有去年战胜经济下行挑战的成功经验，也为今年继续应对经济波动做好了政策储备。当前要按照《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任务，有针对性地陆续出台相应有力措施。”　

　　我们可以预计，在新的微刺激措施下，下半年经济增速会小幅反弹。 2014 年， GDP 增长率有可能走出一条与 2012 年、 2013 年大体相同的轨迹。这样，近三年来，每年形成了一个“经济增速下滑——微刺激——小幅反弹——再下滑”的循环圈，即每年上半年经济增速下滑，年中采取微刺激措施，下半年经济增速小幅反弹，下一年的上半年经济增速又继续下滑。

　　2014 中国经济面临四方面压力

　　《经济参考报》：确实如您所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对经济运行合理区间的下限形成了三个冲击波。那么，造成中国经济下行压力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刘树成：以上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对经济运行下限的三个冲击波，总的来看，均源于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移，即由于制约经济发展的资源、能源、土地、环境、劳动力等要素条件的约束，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开始了下移过程。与前两个冲击波相比，第三个冲击波已是第三年。

　　《经济参考报》：与 2012 、 2013 年相比， 2014 年造成中国经济下行的其它因素有哪些？

　　刘树成： 2014 年，除了上述这些经济发展的要素条件的制约强化之外，形成经济下行压力的其他一些相关因素的制约也更加强化了，其中主要因素有：

　　第一，经济下滑惯性因素。在近四年来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的过程中，经济运行具有下滑惯性。从 2010 年第一季度之后，至 2014 年第一季度， GDP 季度同比增长率的下滑趋势已经历了 16 个月。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在经济波动的下行阶段，由于在国民经济各部门间、各行业间、各地区间，以及在社会再生产各环节 ( 生产、投资、收入、消费等 ) 间，具有乘数原理和加速原理的作用，也就是具有连锁扩散效应和累积放大效应，因而形成经济运行的下滑惯性。同样，在经济波动的上行阶段，经济运行具有上升惯性。目前，在经济运行面临下滑惯性的情况下，如果没有抵挡下滑惯性的措施，没有形成抵挡下滑的足够力量，经济增长随时就有滑出合理区间下限的可能。

　　第二，信贷和投资因素。当前经济运行面临两大“化解”任务：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化解一些重要行业严重的产能过剩。这将对信贷的增长和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带来下行的压力。

　　根据审计署 2013 年 12 月 30 日公布的审计结果，截至 2013 年 6 月底，我国地方省市县三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为 105789.05 亿元，比 2010 年底的 67109.51 万亿元增加了 38679.54 万亿元，增长 57.64% ，年均增长 19.97% 。虽然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但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的大幅度增加却隐含着不可忽视的风险，部分地方和行业债务负担较重。 2014 年，控制和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是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新增债务将受到严格控制，同时存量债务的偿还压力加大，这将制约各地信贷和固定资产投资的扩张。

　　第三，地区因素。 2014 年，全国多数省份纷纷下调了 GDP 增长预期目标 ( 见表 1) 。从近三年来的情况看， 2012 年，与上年相比，下调 GDP 增长预期目标的地区仅 4 个，上调的地区 7 个，不变的地区 20 个。 2013 年，下调 GDP 增长预期目标的地区增加到 12 个，没有上调的地区，不变的地区 19 个。 2014 年，下调 GDP 增长预期目标的地区又增加到 22 个，上调的地区仅 1 个，不变的地区 8 个。 2014 年，在 GDP 增长预期目标下调的地区中，下调 1.5 个百分点及以上的地区就有 8 个，主要是西部地区 6 个、东北地区 2 个；下调 1 个百分点的地区 9 个；下调 0.5 个百分点的地区 5 个。各地下调经济增长预期目标，这一方面是好事，有利于各地把经济发展的重点放到转方式、调结构、促改革和提高质量与效益上来，但另一方面也对全国 GDP 增速的下滑产生压力。

　　第四，企业因素。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对经济下行产生压力。劳动力、资源、土地、资金等各种成本上升。市场需求疲弱，工业品出厂价格连续处于负值区间。以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PPI) 月度同比上涨率来看，从 2012 年 3 月以来已连续 24 个月为负值。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连续负值，代表工业生产者受损程度，反映市场需求不足，表明实体经济处于通缩状态。

　　以新型城镇化为抓手避免年年打“下限保卫战”

　　《经济参考报》：每当出现新的冲击波，政府都会采取微刺激政策，来进行调控，但是一旦这种微刺激力量消失会产生哪些影响？它的缺陷有哪些？

　　刘树成：近三年来，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对经济运行下限形成三个冲击波，每年形成一个“经济增速下滑——微刺激——小幅反弹——再下滑”的循环圈，即每年上半年经济增速下滑，年中采取微刺激措施，下半年经济增速小幅反弹，下一年的上半年经济增速又继续下滑。如果这种循环圈年年继续下去，宏观调控就要年年打“下限保卫战”。守住下限是被动的。经济下滑具有惯性，当微刺激措施的力量消失之后，或者一旦有个“风吹草动”，即出现某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冲击之后，经济运行就很容易滑出合理区间的下限。

　　目前的微刺激措施有两个缺陷：一是“碎片化”，即措施应急、零碎、不系统，缺乏措施之间的总体规划和总体衔接。二是“短期化”，即这些措施对经济运行的支撑效力不持久，对防止经济下滑的效果仅能维持一、两个季度。过去，我国经济增长经常冲出上限，现在则要经常守住下限。经济增长冲出上限，不利于转方式、调结构，不利于深化改革；而经济增长滑出下限，或连续在下限边缘运行，也同样不利于转方式、调结构，不利于深化改革。

　　《经济参考报》：那么，要摆脱当前这种循环怪圈、避免年年打“下限保卫战”，政府应具体采取哪些措施？

　　刘树成：要摆脱当前这种循环圈，避免年年打“下限保卫战”，就要寻找对于经济稳定增长能持续的推动力量。积极稳妥、扎实有序地推进新型城镇化，即可为我国经济稳定增长提供持续的推动力量。刚刚出台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 — 2020 年 ) 》的贯彻落实，即是重要抓手。

　　从任务层面讲，这一规划的具体任务，从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到推动城乡发展在建设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的一体化；从推进城镇化空间布局的协调发展和优化，到提高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推动城市建设绿色化、智能化和人文化；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这是一个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以提升质量为主的新型城镇化。这一规划如能真正贯彻落实，与过去以规模扩张为主的、“摊大饼”式的土地城镇化相比，任务更加艰巨，所需投资更多，带动消费更多，可释放巨大的内需潜力，对经济稳定增长具有持续的推动力量，可以解决当前微刺激措施的“碎片化”及其支撑效力“短期化”的问题。

　　从操作层面讲，新型城镇化是稳增长与转方式、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有机结合的聚合点。从转方式来说，新型城镇化有利于扩大内需，既能扩大消费，又能扩大投资。从调结构来说，新型城镇化有利于城乡结构、城市结构、地区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从促改革来说，新型城镇化涉及户籍制度、土地制度、住房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行政体制、财政体制、金融体制、投融资体制、基本公共服务体制等多方面的配套改革。从惠民生来说，新型城镇化将改善城乡居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提高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新型城镇化规划如能真正贯彻落实，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将会开创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