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独董生态调查》报道刊发后，从上市公司、券商机构，到公司治理专家以及独董本人，围绕中国独立董事的角色扮演和功能作用的议论不绝于耳。伴随着近期独董离职小高潮，上证报记者再度对话多位专业人士，共同探讨如何尽快从“法”生态建设层面强化独立董事的地位。

　　几经热议与争论，以独董生态为标志的中国公司治理仍在艰难前行。

　　“不廉、不勤、不独、不懂”——“四不独董”在给公司治理敲响警钟之时，也引发了业内更深层次的思考。在公司治理专家看来，独董的越线与无为，根本在于包括独立董事在内的大部分董事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作为所有权与经营权之间的桥梁，他们需要更好地履行勤勉义务。

　　与此同时，健全相关法规也成为解决独董乱象的当务之急，当《公司法》能够对独董责任作出详尽表述，独董们也会更加珍惜手中的这份责任。

　　告别“御史”与“花瓶”

　　盘点这波由官员独董“领衔”的独董离职潮，可以发现国有上市公司和民营上市公司的独董角色定位各有不同，无论是居高临下的“御史”，还是默不作声的“花瓶”，都未真正发挥独董应有的作用

　　据上证报资讯统计，从去年末至今，共有800多条国有上市公司高管辞职公告，其中大约有300名独董辞职，原因多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总体来看，官员独董基本集中在国资旗下的上市公司。

　　“国企内部的独董大多来自发改委和财政系统，他们扮演着居高临下的监督角色，虽保持独立却太过循规蹈矩，不懂企业经营发展特点，不利于正常的市场化运作。”某国有上市公司高管告诉记者。

　　从另一角度看，在国企系统内部，返聘前任高官为其安置一个养老的职位，可能会涉及腐败，而这正是中组部发文的关键。“根本目的是重新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限制官员在公司任职独董，能切断某些人利用余威通过企业寻租的通道。”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剧锦文表示。

　　长城证券并购部总经理尹中余则向记者坦言，国内上市公司独董没能像国外那样发挥应有的作用，本质上是由中国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决定的。“从并购的角度出发，好的公司治理有助于促成优质大型并购。而央企独董的‘御史’地位、董事会制度的过分限制都不利于上市公司灵活应对多变的市场环境，不是市场化运作中的正常现象。”

　　据上证报资讯统计，今年以来共有217家民营上市公司的独董辞职，其中只有38家公司独董是因中组部文件而被动辞职的。事实上，在民企中，有不少独董是因为坚持与董事会抗衡，才被罢免职务的，*ST新都就是典型案例。

　　新都酒店三位独董因公司违规担保事件，对公司2013年年报投出弃权票。随后，其成立调查小组并在7月份董事会上提交“罢免大股东推举的关联董事”、“修改公司章程”等关键议案，但遭到多名董事的反对并流产。不过，这三名独董并未放弃，在声明中继续向中小股东们征集投票权。最终，这场独董与大股东的斗争以独董的辞职落幕。

　　有业内人士分析称，在A股民营上市公司中，敢于同大股东直接对立的并不鲜见，如复旦大学企业研究所所长张晖明在担任上市公司独董期间，就曾因大股东违规而大闹董事会，继而愤然辞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会计学教授丁远也曾在民企任职独董期间深感话语权缺失，而选择了辞职，但毕竟还是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