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申报馆旧址 本报记者 方莉摄

《救亡日报》和《抗战》 本报记者 方莉摄

　　“望平街是当时上海的新闻中心，而上海又是当时国统区新闻事业的中心。”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首席专家、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黄瑚是一位“老上海”，他告诉记者，上世纪30年代中期，上海已是超过35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为中国第一大、世界第六大城市，“抗战一开始，上海立刻成为抗日新闻宣传的中心”。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的战火熊熊燃烧，山河呜咽悲鸣，报人们坐不住了！同仇敌忾、抗日救亡成为新闻界的共识。《大公报》《申报》等报纸大大加强了抗战报道，一大批以抗日宣传为主旨的新报刊亦在上海悄然兴办。

　　据统计，至淞沪会战结束，上海出版的救亡报刊达53种。这其中，抗日立场最坚定、影响力最大的报纸莫过于《救亡日报》。

　　“它名义上是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机关报，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革命报纸。”提起《救亡日报》，黄瑚直叹不易，他向我们讲起这份报纸的艰难办报历程。

　　面对严峻的抗战形势，中国共产党经与国民党协商，决定双方共同派出人员联合办一份抗日报纸。1937年8月24日，《救亡日报》创刊，从日本回国不久的郭沫若任社长，共产党员夏衍、国民党员樊仲云同时担任总编辑。

　　资金匮乏，同志们都“自带干粮”办报：既没有工资，也没有稿费，来回路费还得自己掏。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正是共产党员团结上海文化界爱国进步人士，把这份报纸坚持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