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党始终站在“干部问题是一个有决定作用的问题”的认识高度，竭尽心力培养和造就最好的干部，创办并发明无限期大学，推动在职干部的学习教育，干部队伍的数量和素质实现了空前的飞跃。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根本的人才保证、奠定了重要的组织基础。

　　“共产党的大事”。随着形势的发展与持久抗战的需要，抗日前线和迅速扩大的抗日根据地迫切要求派大批干部去开展各项工作。当时主要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干部数量严重不足。二是干部队伍素质亟待提高，多数没有系统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其思想与行为上还存在着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不相符的东西。当时，抗战已经进入相持阶段，陕甘宁边区局势相对平稳，这就为党集中时间进行干部教育提供了客观条件。面对战争形势的迅猛发展和干部教育的形势，毛泽东深刻认识到加强干部教育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领导集体提出了要“建设一个全国范围内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党的大事”和“最好最有效的方法”，陕甘宁边区以延安为中心创办的各类干部学校达30多所，制定干部教育方针和政策，从内容原则和具体措施方面入手规范干部教育工作，坚持有计划、有步骤、有组织、有领导地实施，创出了延安特色，培养了大批革命干部。

　　“干部教育第一”。1939年2月，中央专门成立了干部教育部，明确提出“干部教育第一”的方针。在《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文件中还指出：“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应该是第一位的。而在职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干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又应该是第一位的。”这一时期，我们党把培养和造就“不但能治党，而且能治国”的领导人才作为“战斗任务”来实施。党中央进驻延安城之后，抓住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云集延安的难得机遇，把自己的干部当作民族的珍宝、全党的荣誉而倍加珍爱，从抗战前线抽调了一批优秀的高中级干部到延安学习，在在职干部中开展学习运动，克服本领恐慌，以最大努力培养了一大批干部英才，为抗战取得最后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党的领导人亲自实践着“干部教育第一”思想。1942年至1946年，毛泽东先后在中央党校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学习和时局》《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关于重庆谈判》《时局问题及其他》等报告，刘少奇讲《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讲《怎样作一个共产党员》等。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都曾到中央党校参加有关活动或给学员作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