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愉，负责《辞海》（2019年版）古代史部分的修订。

　　周明鉴，参与《辞海》（1999年版）的审读。

　　刘君德，负责《辞海》（2019年版）中国地理部分的修订。

　　陈尚君，负责《辞海》（2019年版）唐代文学部分的修订。

　　《辞海》史上的每一版编修，都是一次集体性的知识生产与思想碰撞。在统一、标准的辞书体例下，个性化也许不再是必需品，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的独立思考。近日，《文汇学人》约访了京沪两地的四位学者，听这些编外“辞海人”谈《辞海》。

　　要想编一本合格的词典，就需要编纂者既具备必要的专业知识和文字水平，还要懂得辞书学理论

　　周明鉴（中国辞书学会顾问，原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我1952年进入北京地质学院（中国地质大学前身），毕业后分在煤炭工业部。1974年调到北京煤矿机械厂“七二一工人大学”任教。1978年进入科学出版社。先做了九年图书编辑，1987年调词典室后在辞书学基本理论方面补了课。但不久就调任副总编辑，负责抓全社图书质量。作为调研，我决定全部新版书的三校样都审读一百页。由于涉及的学科内容从基础科学的“数理化天地生”到工程技术，以及某些社会科学，这就“逼”着我广泛补充各学科的知识。这一学习过程为我后来进入的辞书编纂工作打下了一个有利的基础。

　　1993年，第一届“国家图书奖”评委会开会期间，我有幸与时任《辞海》编委会常务副主编巢峰老共事。1995年第二届评委会时，他盛情邀请我作为特约编审参加《辞海》（1999年版）的修订。一个既难得又光荣的任务，我当然欣然从命。1997年1月，我住进了陕西北路的上海辞书出版社，这一住便是两年。每天傍晚，其他人下班回家了，我一个人接着工作，经常会熬到凌晨。以前在科学出版社时，我跟自己约法三章——当天送到我桌上的校样，一定要全部看完，次日早晨送回总编室，当天事一定当天完。习惯一旦养成，就很难改掉了。《辞海》的科技词条大约有六七万条，工作量非常大，我不分昼夜地审读，尽力提出一些修改意见。那段时间，无论编纂还是审读，都有这样的默契，即“一切资料都要查对，一切书证都要复核，一切数据都要核实”。

　　上海辞书出版社对修订工作是全力以赴的。全社几十位在职编辑以及还能工作的退休编辑都参与了工作，还从社外聘请了26位特约编审，一起来完成这项宏伟的工程。

　　首先是一起分学科审读编者提供的修订稿，发现问题或存疑时就把意见写在纸条（行话叫“浮签”）上，贴在原文旁。第一轮审读结束，大约有六千多张浮签，交由编辑和编者处理。排版后以组成审读组的形式审读二校样，每个审读组都由四人组成：语文一位、科技一位、社科两位，但审读时不限专业，要求全看。这样做的好处是语文专家在科技条和社科条中发现了语言文字方面的问题，社科专家在语文条和科技条中发现了社科方面的问题，而科技专家也在语文条和社科条中发现了科技方面的问题。这次通读下来，发现的问题大约有两万多条。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分学科审读时只能发现本学科中的问题。而在全部学科统一编排，放在一起审读时，不同学科词条之间的重复、矛盾、缺漏、不平衡等问题就显露出来了。随后又通读三校样，提出的意见大约还有五六千条。巢峰老的要求非常严格：通读时必须做到政治性内容无差错，学术性内容尽量反映最新进展并符合规范及各项国家标准，收词及释文符合《辞海》凡例的要求，文字上做到“多一字则长、少一字则短”。全书通读了三遍，并校对了十一遍，反复交叉进行，力求将存在的问题消灭得比较彻底。例如，《辞海》（1989年版）里有一个词条叫“泻湖”（注：英文是lagoon，意思是被沙坝或珊瑚礁分割而与大海分离因而盐度较高的水域），而在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订委员会（1997年改为“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于1988年公布的《地理学名词》上，正确的写法应该是“潟湖”。所以，“1999年版”就改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