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马克思文本研究中有一种误读，认为文本研究只是复述原著的思想而不需要理论建树。由于受这种误解的影响，在一些研究者眼中，较之于原理研究和现实问题探讨，文本研究属于“次一层次”乃至“低一档次”的研究。

　　其实，通过对经典文本的解读而建构了新的思想体系，在中外思想史上都不乏其例。在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史上，“注经”“解经”可以说是思想家、哲学家们表述和阐发其思想最普遍的方式之一，大多数思想形态的建构是通过注释经典来完成的。比如，王弼通过为《道德经》和《易经》撰注而成为魏晋一代玄学大家，朱熹通过《四书集注》而成宋代理学的代表人物。在西方哲学史上，柏拉图以苏格拉底的名义进行对话，来阐述其思想观点，从而开辟了希腊哲学的新阶段；中世纪一大批《圣经》解读者建立起经院哲学的宏伟大厦；康德、黑格尔的后继者更是通过对先贤著述的解说、其思想实质的揭示以及与时代关系的思考而提出“回到康德”“回到黑格尔”等口号，实际上发展出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等流派。在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中，这种情况也相当盛行。

　　就马克思文本的解读而言，特别想提醒国内的研究者不要低估了文本解读的难度。以《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为例，过去我们一般都以中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卷为蓝本，而在具体概括其思想时又仅仅以其中“正面阐述的自己的见解”的《费尔巴哈》章为依据。按照这样的选择所进行的解读，充其量只是对传统哲学教科书体系及其原理的一种领会和证明。而这样一种理解远没有达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本人的思想高度，仅处于“前马克思”的思想水准。理由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是根据俄文第2版翻译的，而这一版本是由苏联的学者编辑的，他们根据当时苏联流行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把马克思原始手稿中的编码打乱后重新进行了编排，并建立起《费尔巴哈》章的结构；不仅如此，他们还把一部“事先并没有经过十分严密的通盘考虑和筹划，而是由多个事端引发，写作计划和框架结构几经变动、更改，由若干写法不同、篇幅长短不均的章节所组合而成的相当松散的、并且最终也没有全部完成并出版的著述”编辑成一部俨然是“完整”的著述。根据这样的版本所进行的解读怎么能不造成误读和歧解呢？

　　根据笔者的研究，《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思想结构并不能仅仅靠《费尔巴哈》一章来支撑，其中全书最难解读的是占了其中十分之七篇幅的《圣麦克斯》一章。如果不算这部著述的“先行稿”和第2卷中遗失的两章，那么按照中文第1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版式翻译成中文它有620多页，而《圣麦克斯》一章要占424页。不仅篇幅巨大，就其思想容量和深度来说，这一章阐述的很多观点也是《费尔巴哈》一章替代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