皋陶是尧舜禹的辅佐之才，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司法官，有文献将他与尧舜禹并称为“上古四圣”，即华夏部落联盟的主干成员，他们共同构建了早期的民族国家理论。皋陶的法治思想、事迹主要散见于《尚书》《左传》《史记》《说苑》等典籍中。

　　尧舜禹时期承黄帝之传统，生产力发展，私有制确立，保障财产继承的道德伦理形成。为抗拒共同面临的水灾与旱灾，需要各部落结成联盟，共抗灾害。这时也出现一股力量，侵吞别人劳动成果，破坏私有制，陷害忠信，支持恶逆，损害部落内部和部落间的团结，历史文献中称他们为浑沌、梼杌、穷奇和饕餮，他们逆历史潮流而动，需要以法来制止他们的行为。皋陶的法治思想应运而生。

　　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说：“在社会发展某种很低的阶段，产生了这样的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的规则囊括起来，设法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这个规律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便成为法律。随着法律的产生，就必然产生出以维持法律为职责的机关——公众权力，即国家。”从黄帝到尧舜禹时期的历史即是如此，黄河中下游的半坡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淮河流域的薛家岗文化、凌家滩文化即是其实证。

　　皋陶把这种社会“需要”解释为天的意志，法律、典章制度和礼仪的产生都是“天命”。天神保佑有德之人，制定等级伦理；天神惩罚有罪之人，制定各种刑罚。皋陶之后两千年，西汉刘安总结历史，认识比皋陶前进了一步，说“法者非天堕，非地生，发于人间，而反以自正”。法产生于“人间”，产生之后又反过来规范人类的行动。他说这话又早于《论住宅问题》两千年左右，但绝不能忽视皋陶和刘安对“法”认识的原始性，这种“原始性”体现了古代“中国特色”在法治方面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