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英国不仅是世界上最早进行并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国家，而且也处于向现代大众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1944年美籍匈牙利裔历史社会学者卡尔·博兰尼在其著作中首先以“大转型”一词形容这一时期，并分别从经济与社会、个体与社会等关系方面进行考察，特别是对个体行为的变化做出了开创性研究。

　　此后对“大转型”时期个体行为变化的问题主要有两种研究流派，第一种是浪漫式批判，代表人物有英国社会史学家J.B.哈蒙德和历史学家E.P.汤普森等人，他们主要关注资本主义对个体行为具有强大的压迫性，对普通民众凄惨境遇的批判、对民众之间认知观念和对不同阶级间矛盾的分析等。第二种则是以法国社会学和哲学家米歇尔·福柯为代表的后现代式批判，他们同样用非常悲观的方式批判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对人类精神的负面影响，认为现代大众社会转型本身就是权力和抽象观念等对民众进行有利于稳定性和秩序的再组织。资本主义通过国家机构这一显性方式和抽象观念等更为隐性的方式，在深层次上迅速集中了新式权力，而普通民众在这一过程中处于弱势和被动地位，是被新权力体系重新俘获和塑造的过程。

　　新近兴起的功能学派解读则提供了一幅色彩较积极的图景，如英国历史学者艾玛·格里芬和美国历史学者詹姆斯·维农等人，他们从文化和认知等角度，通过对一系列数据、文稿和档案等的解读，揭示了在大转型进程中，广大民众也有积极主动适应和参与自我塑造的机制。从功能角度解读这一历史进程确有可取之处，其具体的史实支撑如下。

　　在城市化进程开始前，英国业已成为一个商业化和手工业化的社会，其早在1700年前后的劳动力构成中，手工业占比已达40%，服务业约占20%，农业劳动力只占40%，这是当时除荷兰以外农业劳动力占比最低的国家。但此时英国城市化率并不高，英格兰只有13%，苏格兰只有5%，这一数值不仅低于意大利，更远低于荷兰和比利时近30%的城市化率。不过，英国从1780年开始迅速城市化，至1850年英格兰城市化率已达40.8%，苏格兰也达32%，在欧洲排名前两位，而此期间欧洲其他地区城市化率几乎没有改变，个别地区甚至略有下降。另一方面，1750年英国只有两座城市进入欧洲城市人口排名前四十位，但1850年英国上榜城市达到20座。这表明相比于较缓慢的工业化进程而言，这一时期英国的城市化进程要快得多，也剧烈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