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100年世界范围内，放任自由主义、激进社会主义、极端保守主义三大意识形态的经验教训显示，中国的国家治理必须秉承“混合至上”原则，走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道路。十八届五中全会召开前夕的10月20日,在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光明日报智库研究与发布中心主办的国家智库报告发布会上，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比较政治研究所所长，《比较政治评论》主编杨光斌这样表示。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等10多名专家紧紧围绕习近平的治国理政思想，从国家治理的特征、遏制“一把手”腐败、法治社会、经济转型等角度对习近平的治国理政思想进行了研讨。

　　没有民主集中制再好看的治理体系也转化不成治理能力

　　自“冷战”结束以来，就像世界经济进入ISO9000等各式各样的标准化时代一样，国际政治也进入了以话语权为标志的“世界标准”时代。很多国家由于没有自己的话语权，很多事做对了被说错了，结果走上了不归路。经济总量上即将成为世界第一的中国，空前接近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时刻，急需自己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来将自己的经验理论化，并引领时代的话语权。学者认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是这样一种概念。

　　《习近平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一书的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光斌认为，习近平在阐述治国理政时，是从中华文明基体论出发、以改革为方法、以公正价值为导向、努力将制度体系与治理能力相适应、以使以民主集中制为内核的中国模式更有竞争力的政治思想体系。也就是说，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至少包括了中国文明基体论的认识论、以改革为方法的方法论、以公正为导向的价值论、以制度体系和治理能力相协调的制度论、以中国模式为宗旨的目的论。“五论”的内在逻辑关联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从中华文明基体传承的机制是适应性与包容性，而作为方法论的改革使得国家治理体系的适应性与包容性更具有明确的价值指向和目的性；进而，连接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中介机制是民主集中制，没有民主集中制，再好看的治理体系也不可能转化为治理能力。

　　中华文明基体中的一个重要基因就是“致治”。 “致治”即国家得到治理，实现政治上的安定清平，无疑是中国历代政治的首要目的，因而中国也有着悠久的、丰富的致治思想。专家认为，政治家尤其是治理中国这样巨型规模的政治家，必须秉承“混合至上”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