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业革命和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新兴资产阶级为防止王权专制和权力垄断，接受并推行代议制民主，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以求实现国家权力的相互制约、相互监督。应该说，西方代议制民主在历史上有其进步意义，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西方代议制民主并没有与时俱进，而是固步自封。近年来，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西方国家政治、社会呈现出明显的“极化”特征，社会矛盾日益突出，西方代议制民主无力解决这一难题，陷入重重困境。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难怪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会发出“美国民主已死”的感叹。

　　西方代议制民主陷入重重困境

　　一是议会与政府权力分立异化为朝野分裂与权力掣肘。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议会立法权与政府行政权之间的矛盾尚不突出，议会在国家结构中往往发挥决定性作用。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后，垄断资产阶级为便于控制国家权力，实行政府扩权，弱化议会权力，导致国家权力由议会向政府转移，行政权力极度膨胀，政府与议会、执政党与反对党矛盾日益加剧。

　　20世纪30年代以来，凯恩斯主义盛行，许多国家政府职能加强，行政集权趋势明显，内外重大政策多由政府制定和执行。一些国家政府甚至有权解散议会，召集大选，议会则成了“橡皮图章”，“三权分立”有名无实。议会作用弱化，自然给政府权力膨胀带来机会，国家权力中心向政府转移，议会立法和监督作用更不易发挥。美国总统行政权与国会立法权长期缠斗不休，这已成为美国政治的一个顽疾。随着权力博弈愈演愈烈，政府与议会常常是各干各的，相互制衡的目的可能达到了，出了问题却谁也解决不了，这一点在经济危机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在当今网络化时代，媒体成为“第四种权力”。为取悦舆论，政府和议会更特立独行走极端，缺乏理性沟通和宽容理解，朝野矛盾和政治分裂进一步加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