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司法机关特别是法院而言，没有哪一种价值像公正那样重要。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关于司法部分主文开宗的第一句就讲：“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破坏作用”。

　　那么，如何评价司法公正？特别是如何以社会公正为参照来评价司法公正？

　　尽管在约束条件大致相同的情况下，民众对司法的公正感受趋于相近。但公正感受不可能实现100%的一致结果。因为不同群体基于身份、收入等方面的差异，对公正观念的认知程度会出现差异。

　　由于不同人群对司法的公正感不同，那么司法所能做的就是区分情况，因地制宜。在这方面，中国传统司法中做得最细致的就是海瑞。海瑞曾将司法办案经验归纳为：“与其冤屈兄长，宁愿冤屈弟弟；与其冤屈叔伯，宁愿冤屈侄子；与其冤屈贫民，宁愿冤屈富民；与其冤屈愚直，宁愿冤屈刁顽。”在争产业的案件中，“与其冤屈小民，宁愿冤屈乡宦”；在争言貌的案件中，“与其冤屈乡宦，宁愿冤屈小民”。朱苏力教授据此提出“海瑞定理”，认为：在经济资产的两可案件中，无法明晰的产权应配置给经济资产缺乏的人；在文化资产的两可案件中，无法明晰的产权应配置给文化资产丰裕的人。这是一个差别保护原则，包括了经济资产上的弱势保护原则和文化资产上的优势保护原则。这说明，不同群体的公正感，受到分配结果的主观评价的影响。但这种对于分配结果的主观评价，其实直接源于其身份或需求，才产生公正观念认知差异。因此，司法公正意味着，不仅仅是无差别的平均分配资源，而是基于不同身份或需求的人士合理期待分配资源。这也就是说，没有抽象的正义，而应在特定语境中，在个案中实现具体正义。

　　美国最高法院在2007年所做的Scott v. Harris案判决及其后续实验，也反映出不同群体对于司法公正观念的认知偏差。在本案中，Harris因为高速驾驶受到警察Scott追捕。在追捕过程中，Scott刻意碰撞原告驾驶的车辆以阻止其继续高速驾驶，并导致Harris全身瘫痪。事后Harris指控Scott执法过当，认为Scott的行为违反宪法第四条修正案——“人民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不受无理搜查和扣押的权利，不得侵犯。除依照合理根据，以宣誓或代誓宣言保证，并具体说明搜查地点和扣押的人或物，不得发出搜查和扣押状。”但是，8位大法官在看了超速现场视频以后认为，警察阻止会危害无辜民众生命安全的高速驾驶行为，并不违反第四修正案，即使这会导致逃逸者严重受伤或死亡的风险。没有任何一个公正的陪审团会认为，被告刻意碰撞原告驾驶的车辆以阻止其继续高速驾驶，是一个过度的执法行为。并且，多数意见认为，只要民众看了视频，在认知上会与多数意见站在同一立场上。

　　最高法院甚至将现场视频放到网上，并且邀请社会大众观看，以判断最高法院多数意见的认定是否正确。3位学者接受最高法院的公开挑战，藉由实验设计，使1350名来自不同地区、具有不同背景、属于不同族群的美国公民，观看联邦最高法院所公开的本案追捕过程的视频。研究结果显示，虽然大多数的受访者，形成与最高法院多数相同的意见，认为法院作出了公正的判决。然而在不同族群之间，却存在显著的差异：白人、男性、政治观点趋于保守者、富裕者，较易形成支持被告立场的看法，与最高法院多数意见一致。非裔、女性、政治观点倾向自由派、受到良好教育但较不富裕者，则较易形成支持原告立场的看法，认为法院做出了不公正的判决。

　　从本案中可以看出，不同群体由于身份收入等方面的差异，他们对于司法公正感受存在差异是一种正常现象。我们不应追求公正感的统一和唯一。当存在公正感的认知偏差，甚至巨大对立时，这个社会之所以没有陷入混乱，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民众已经养成对司法的尊重，特别是对作为终审法院的最高法院的尊重。富勒认为，法律是使人类行为服从于规则之治的事业。而人们要服从最高法院的判决，则又必须符合法治的基本原则。这样，即使人们对于最高法院某一个判决的公正感知不同，但基于对法治的认同和服从，最高法院的判决，仍然是一个公正的判决。

　　（作者为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