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同志多次谈到以史为鉴的问题，并做了深刻的阐述。2014年10月13日,他在主持中央政治局学习时强调，“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灿烂文化，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其中既包括升平之世社会发展进步的成功经验，也有衰乱之世社会动荡的深刻教训。这些都能给人们以重要启示。”他还说，“治理国家和社会，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中国的今天是从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发展而来的。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

　　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为悠久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上最重视史学传统的国家。诚如梁启超所说，“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宗教。史学在中国传统社会，事实上起着准宗教的功能。帝王将相可能不怕天不怕地，但怕史官，在乎自己的历史形象，所以才会有太史简、董狐笔的典故。杜预称《春秋》的作用：“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洵非虚言。司马光曾记述宋太祖害怕史官的故事：宋太祖赵匡胤在皇宫后园弹捕鸟雀，被臣子因小事求见，败了雅兴，很不高兴。臣子回答说,这些事情再小,总比你弹雀来得重要。太祖大怒，打落臣子两颗牙齿。那臣子捡起牙齿，揣在怀里。太祖骂他：“你怀揣牙齿，还想告我的状？”臣答：“臣没有资格状告陛下，然而自有史官记下这事。”太祖既惧又悦，立即改颜，赐金帛慰劳之。唐代以前，皇帝无权阅读史官对他的记录，史官地位相当特殊。这种情况，自唐太宗以后才慢慢改变，但帝王在乎自己在历史上的名声，则是中国一大传统，根深蒂固。不光统治者重视历史，读书人重视历史，普通民众也有浓烈的历史意识。《三字经》《千字文》《幼学琼林》等童蒙读物，随处都是历史典故。儒家强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其实就是重视自己的历史名声，在乎自己在历史上的位置，这是历史意识的集中表现。

　　以史为鉴是史学突出的功能。任何历史研究都不是纯粹的发思古之幽情，其立足点是现在，研究对象是过去，而面向是未来。诚如李大钊所说：“历史不是只记过去事实的纪录，亦不是只记过去的政治事实的纪录。历史是亘过去、现在、未来的整个的全人类生活。”唐高祖称修史是为了“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唐太宗将史书的功能明定为“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的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而“有资于治道”。至于唐太宗对房玄龄所说的“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那句名言，早已为人们耳熟能详。事实上，中国每一个兴起的王朝，都从前朝以及更早的朝代汲取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利者沿之，弊者革者，有损有益。由封建而郡县，由九品中正而科举取士，由藩镇割据而以文制武，都是以史为鉴的结果。一部中国政治制度变迁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不断地以史为鉴的制度完善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