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文化论是为反观“历史世界”或“生活表象世界”以及检视“文化的地形图”准备的，但它不适合解释人的生存样法与存在方式及其根源。一般文化论重在研究文化的传播、进化、分期以及文化的模式、结构和功能等，而这些问题在文化世界中并非最根本的。在人类生活中，文化之存在，这不是困惑；而文化究竟应以怎样的方式、信念、品质、姿态和韵律存在，这才是问题。

　　追问哲学对文化重建的责任

　　哲学一直没有给人的“精神生命”与“文化使命”承诺一个与之相配的一般文化论解释。对此，哲学无须自责，因为哲学的文化职责在于以人性自觉、价值理性、辩证批判的态度提供一种实践性的“文化反思”，而不是一种外在描述性的“文化解释”。确切地说，文化哲学有责任宣告：人类必须为建基自己文化之上的理想信念矢志不渝，同时必须以时代精神反思、指引、论证和创新这种信念本身，包括它的思想基因、构成原则、生活真理、人性理想、内在灵魂，以及使这种理想信念生生不已、永葆活力。如果我们不再反思文化，实际上也就离弃了文化。这将意味哲学的失职，我们自身相与的文化也将因失去动能而走向没落。由此标示着，对人与文化矛盾关系的反思当属哲学的本份，文化思想原则与生命价值判断之间“反思的平衡”尤应成为文化哲学的核心课题。进言之，一个民族的生命与其文化生命是一种命运性的互养共生关系。诚如钱穆先生所言：“文化也就是此国家民族的生命。如果一个国家民族没有了文化，那就等于没有了生命”，而凡所谓文化，必定有它的“传统的历史意义”和“生命之绵延精神”。鉴此，对我们时代性的精神生活状况和生命精神的反思与批判乃是哲学尤其是文化哲学义不容辞的责任。

　　然而，随着人类社会“物的依赖性”特征的凸显，尤其是自19世纪中叶以来，在现代性资本逻辑的强势统摄下，原本作为文化价值信念创造者，以及富有思想活力、引导公众舆情和保持文化批判热情的哲学，却日趋沦为一种被“冻结”的“非生成性资本”，进而导致创造性的精神和批判性的品格离开了它，使它无意或无力对我们时代的精神生活状况“诊断”和“治疗”，哲学逐渐蜕化成无思想、无信念、无灵魂的“文化历史殿堂”的守夜人。同时，生活中“孤独的经济人”也代替了赶往天国的“精神孤独的朝圣者”（马克斯·韦伯语），善良之心完全转变为有产阶级舒适生活的一种外在手段。从此，正如法国哲学家阿尔贝特·施韦泽在其《文化哲学》中指出的那样，“没有人为我们的精神生活开出清单，也没有人以高贵的信念和真正进步的动能为基础去检验我们的精神生活”，以致“我们正处于文化衰落的征兆之中”。而这恰归于哲学的失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