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的话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本刊自即日起开设“我与改革开放”栏目，邀请人文社科领域专家学者围绕“我对改革开放的影响（政策制定、实践推动等）”或“改革开放对我的影响”撰文，回顾改革开放政策制定、实践推进过程中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反映改革开放对群体、个体，对理论研究、学术探索产生的重大影响。字数以3000字以内为宜。欢迎赐稿。

　　从学术上说，我的确是改革开放的同龄人

　　我今年88岁了。十年前，有人问我高龄，我回答说：年方三十。现在问我，我回答说：不惑之年。我说的是学术年龄——真正坐下来从事学术工作,也就是这四十年。

　　人的一生，正如人类历史发展一样，也会有一些关节点。1978年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重大的节点。这年十月，我回到复校后的中国人民大学原单位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所工作。当时，我面临的是躺倒混日子，还是爬起来继续前行，对此，我有过内心斗争。从1976年到回到人大前这两年多时间，我曾经反复读《庄子》和《报任安书》，思想很消极。当时我写过一些充满消极情绪的诗，诸如“莫谓无才虚此生，才高未必即有成”“林秀风摧难为栋，野草轻贱吹又生”之类的东西，灰心得很。

　　感谢改革开放，感谢十一届三中全会，感谢党的实事求是政策。城门失火并未殃及池鱼，我们这群人都安全着陆了。改革开放宽松的政治环境，使我获得重新执笔的勇气；改革开放社会大变化，吸引我关注现实问题并敢于发表意见；改革开放以来的安定团结局面，使我能有时间安下心干点正经活。

　　我说自己年方四十，不假。从学术上说，我的确是改革开放的同龄人。回到人大，我决心重新起步。我已经失去了十年，再耽误不起，已经没有了年龄资本，于是决心急起直追：“往事不宜频回首，荒园勤锄尚可春。况复柳媚山川绿，十年贻误日兼程。”

　　“十年贻误日兼程。”我的确是这样做的，想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头两年，我着重学习马克思的早期经典著作，尤其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我曾在全国多所大学讲过这本书。1981年，我重新执笔为文，在《哲学研究》第8期发表《评费尔巴哈在马克思早期思想中的地位》；第二年，在《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发表《论马克思异化理论的二次转折》。从此，我有了信心，一发不可收拾。1982年，我参加我们所集体编著的《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史》，并审读全稿；接着又主编了由我们所集体编写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值得一提的是，这两本书，一本从纵向史的角度，一本从横向基本原理的角度，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整体来论述，这在当时中国学术界算是开创性的。

　　1983年，我与靳辉明合著的《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出版，又陆续与学生合著了《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总览》《被肢解的马克思》。完全属于我个人独著的是1987年出版的《走向历史的深处》，这本书曾由多家出版社出版，算是我此生得到鼓励最多的一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