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全球化遭遇前所未有的阻力和挑战时发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的倡议,以“世界好,中国才能好”的鲜明态度反对“某国优先”的狭隘与孤傲,符合全球化良性发展的时代潮流,体现了携手同行、造福世界的天下情怀和中国智慧。融汇了传统的“大同”思想和当代的全球化思潮,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超越种族、文化、国家与意识形态的界限,为思考人类未来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无论是“大同”“世外桃源”还是“乌托邦”“黄金国”,关于理想社会或“美丽新世界”的各种各样的想象与设计,共通之处是“共赢共享”的美好愿景和美妙梦境般的心想事成。殊不知,就像西方谚语“罗马城不是一日建成的”那样,任何的“美丽新世界”都需要特别的细致、勤奋与慎重,都需要在每个事务环节和时间节点上下足“功夫”。历史与现实中,严肃的社会理想奋斗常常因缺少像样的“功夫”和“智慧”而夭折、走样,甚至成为闹剧与笑柄。

　　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相互依赖、利益交融、休戚相关为依据,以和平发展与合作共赢为支柱,以“对话而非对抗,结伴而非结盟”的哲学思维,扬弃和超越传统国际关系,创造性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战略思想,其中包含了价值理念、制度设计在内的治理思路。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全球价值观包含相互依存的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着眼于整个人类的文明进步而不是某一部分人的文明进步,是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来超越不同国家、民族和宗教之间的隔阂、纷争和冲突,强调彼此之间要弘义融利、风雨同舟、命运共担。

　　冷战结束之后,无论是文明冲突论还是历史终结论,都反映了自我—他者的“冲突”思维,国际规则的“文明”标准和“民主国家联盟”隐含着唯我独尊与歧视排他。当今的世界权力结构、制度结构和观念结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变化,世界上的事情不是一家说了算,而是商量着办,封闭排他的全球治理规则需要改革。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了中国的世界胸怀,超越了西方的解决世界问题之道,为人类发展开拓了一条新路。倡导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力回击了“中国威胁论”“国强必霸”“新殖民主义”等错误论调,体现了中国自觉把自身发展与人类发展相统一的大国担当,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

　　当代中国在全面融入世界的同时也让世界读懂了文明中国。在如今的中国,“互联网+”更是让很多过去不敢想、想不到的事情变得触手可及,打开了梦想空间,激荡着前所未有的增长活力。中国发展得益于国际社会,也为全球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中国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顺风车”,“一带一路”方略不但体现了中国的文化自信,更引领各国实现共赢共享的发展。在同国际社会风雨与共中,当代中国已悄然成为国际话语的重要引领者和世界规则的主要优化者,更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可靠引擎。

　　一个更文明的时代必然是注重人类整体发展的时代,不应该只是将目光局限于自己的国家之内,而应该多元共生、包容共进。在发展自己的同时也要积极促成世界其他地区、国家的发展,只有人类整体的发展才是真正的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实现了新世纪的“文明自觉”——以思想文化自觉为核心、以文明交往自觉活动为主线的人类创造历史的理论和实践活动。

　　中国古人有所谓“善学者尽其理,善行者究其难”(语出《荀子·大略》)的哲学思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长期过程,需要各方齐心协力,需要一代代人的接力前行,才能不断推进这一“路漫漫其修远兮”的文明进程。大道至简,实干为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呼唤先进理念的引领,更需凝聚行动的力量。要弘扬义利兼顾、德力具足、刚柔并济的“务实王道”,即两手并举、双管齐下、恩威并施,区别对待不同对象、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必须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同时,还要警惕现行国际体制与机制对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阻滞与掣肘,正视国际交往中的战略博弈和利益差异,防范那种损人利己的霸权行为以及损人不利己的零和思维。

　　(作者为温州大学特聘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