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乃天下公器，因此学术可以也理应参与人类文明的建设和对话。但出于学科的特性，各个学科的参与程度不一，参与方式也各不相同。比如传统的中国古代文学，相对于文艺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等学科，由其学术传统、研究方法、治学理念、文献资料等方面的本土性所决定，较少受到国外其他人文学科的直接影响，向来自足性非常强。

　　这里的自足性，或称学术历史传统，是就中华传统文化内部而言的，比如文学经学化倾向（即把文学经典经学化，使文学成为解经之学，对文学经典进行经学阐释、章句考证等），意识形态工具化倾向，以及宋明以来理学心学思潮对文学研究的影响甚至是主导作用等。总而言之，在中国古代文学这个自足的领域内，其传统的学科形态，要么是以主流意识形态（如儒家思想）为中心建构的阐释体系，如《文心雕龙》的《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明诗》等，是从本体论到文体论，再到创作论；要么是依存于其他学科或学问，如经史之学的附庸。

　　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自足性，客观上制约了其进入世界学术话语体系，参与世界文明建设和对话的进程。固然，受现代学术话语体系的影响，中国古代文学学科也在逐渐改变其形态，但其学术现代化的历程是比较缓慢的。因此，相对于其他中文学科，就时代性特别是理论话语体系的建构而言，中国古代文学恰恰是最需要认真反思的一个学科。

　　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现代化历程和内在建构实际上从近代已经开始。王国维、陈寅恪、胡适、鲁迅、闻一多、钱钟书等人的学术思想中，都不乏文化使命感和世界意识。而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走向世界”社会思潮，更引起本领域有识之士的学理自觉，他们纷纷从西方学术思潮中找寻学理依据，进行新的理论体系建构探索，如傅璇琮对丹纳《艺术哲学》“三要素”理论的采用、袁行霈用意象意境概念分析中国诗歌艺术的尝试、罗宗强对文人心态中介作用和文学思想内涵的解析等，逐渐推动形成了古代文学与其他学科如历史学、心理学、美学、文艺学、社会学等交叉融通的局面，其影响直至今日。

　　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现代化和内在建构的另一个突出标志，是“文化的馈赠”理念的提出。它是与以往“拿来主义”立场相对而言的。在对亨廷顿“文明的冲突”思想进行反思之后，袁行霈提出了“文化的馈赠”思想。在1998年北京大学举办的汉学研究国际会议上，他对“文化的馈赠”作了如下的阐释：“文化的馈赠是极富活力和魅力的文明创新活动，各个民族既把自己的好东西馈赠给别人，也乐意接受别人的馈赠。馈赠的态度是彼此尊重，尊重别人的选择，决不强加于人。馈赠和接受的过程是取长补短、融会贯通。馈赠和接受的结果是多种文明互相交融、共同发展，以形成全球多元文明的高度繁荣。因为多元的文明本来就各具本色，吸取外来文明的内容、分量和方式又不相同，交融之后出现的人类文明仍然是千姿百态，我们的世界仍然是异彩纷呈。”表明了对于中华文化的自尊、自信立场，显示了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