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的概念目前在学术界尚未有统一的界定，但不同学者对其内涵都有大致相似的认识：新型城镇化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关键环节，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引擎，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城镇化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劳动力和资本是经济发展中最基本的两种要素，所以在全面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这两个方面至关重要，即人的城镇化和在城镇化进程中资本的筹措问题。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关键，所谓人的城镇化，也叫市民化，即实现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并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上融入城市，成为真正的市民。中国在改革开放30多年时间当中，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了53.7%。但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6%左右，空间城市化并没有相应产生人口城市化。中国有2.6亿农民工，户籍问题把他们挡在了享受城市化成果之外，这与真正的城镇化要求还有很大差距。

　　户籍制度改革探索

　　重庆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库区、大山区和民族地区于一体，具有直辖市的体制，中等省的规模，突出的二元结构，市情非常特殊。因此，重庆的特殊市情既是中国各地区复杂情况的缩影，其户籍制度改革探索又有其独特的地域特点。值得大家分析和借鉴。

　　重庆市自2010年启动户籍制度改革以来，重点把握五项原则。一是明确对象。以在城镇稳定就业并有固定住所的农民工为主。二是保障到位。农民工转户后，就业、养老、医疗、教育、住房“五件衣服”一步到位，享受城市居民同等待遇。三是农村权益自主处置。农民工转户之初，在城市立足未稳，从保护其权益出发，应尊重其意愿，允许其保留农村的承包地、宅基地和林地（“三件衣服”照穿），并在制度设计上提供保留、流转、退出等多种选择。四是合理分布。通过科学设置落户条件，引导转户居民在大城市、区县城和小城镇按4:3:3的比例梯次分布，既避免人口过度向大城市集中，也防止小城镇就业和社会管理不堪重负。五是建立政府、企业、社会长周期共担成本机制。据测算，农民工转户人均成本10万多元，实际上，改革成本并非由政府独担，企业补足社保缺口要占40%，转户居民会自担30%，需要政府配套的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投入仅占30%。同时，农民转户及相应的成本支出并非一次性完成，而是一个长周期的过程，分摊到每年的成本完全可以承受。2010年重庆启动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以来，累计转户380多万人，在推进人的城镇化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对其他各省市的户籍制度改革有很大的启示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