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辽宁考古人对红山文化遗址的调查和研究从未停止。但郭大顺对红山文化有着更多的期许,他希望红山文化进一步发掘和研究,让更多人了解红山文化。
关键词:红山文化;考古;辽宁;玉器;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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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考古人对红山文化遗址的调查和研究从未停止。
上世纪70年代初,辽宁发现一批形制特别的玉器,考古学家郭大顺等人由此展开探索;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考古人员在辽西地区开展大规模的调查,发现了近千处遗址,并把目光投向了牛河梁;近年来,考古人员在半拉山红山文化墓地的新发现,不仅填补了多项红山文化的研究空白,还为研究中华礼制的起源提供了进一步的依据。几代考古人筚路蓝缕、殚精竭虑,找到了中华古文化“直根系”,把红山文化研究不断推向新高度。探索永无止境,半拉山红山文化墓地的新发现有待深入研究,而红山文化这一深刻影响中华文明的历史文化记忆也有待进一步的发掘和研究。
■郭大顺
著名考古学家,上世纪60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68年到辽宁省博物馆工作。1983年至1994年任辽宁省文化厅副厅长兼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1998年退休。现为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辽宁省文物保护专家组组长、辽宁省文史馆馆员、中国考古学会名誉理事。曾主持了小河沿、石棚山、东山嘴、牛河梁等著名的红山文化时期遗址考古发掘工作,被称为红山文化研究第一人。
“追玉”追出牛河梁
如果没有对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的发掘,考古界也许依旧认为只有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才是中华文明的源头,红山文化只是被当作一个分支或者一种长城南北的“混合文化”。
如果没有对朝阳半拉山红山文化墓地的发掘,学界可能对红山先人已在墓地祭祀还有疑问,更谈不到追溯古代陵寝制度以及中华礼制的起源。
几十年来,辽宁考古人用他们的青春和汗水,不断地找寻、发掘,最终确认了红山文化才是中华古文化的“直根系”,是中华文明的起源,最终为中华礼制起源的提出和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郭大顺一直致力于红山文化研究,先后主持了东山嘴、牛河梁等著名的红山文化时期遗址考古发掘工作,对红山文化问祖寻根更是他毕生的追求。
“事实上,辽西地区古文明起源的探索,从红山文化玉器的识别就已开始酝酿了。”1月5日,郭大顺向记者讲述了他的“追玉”经历。
上个世纪70年代初,郭大顺在辽宁省文物店见到了一些收购于辽西地区的形制非常特别的玉器。辽宁省在朝阳、阜新等地设立了专职文物干部之后,这些地方也不断有类似的玉器被发现。同时,辽宁省文物工作者又在阜新胡头沟收集到了这类玉器。
如此多的形制特别的玉器在同一地区被发现,引起了文物工作者的注意。但因为这些玉器早就离开了出土环境,且没有发现与之共同出土的陶器,所以难以断定它们的年代。
当时,在辽宁省博物馆工作的孙守道先生最先意识到这些玉器可能与红山文化有关,但这种观点并不为多数人接受。确定玉器的年代和文化所属需要确凿的证据,于是,以寻找玉器出土的确切地点为目标的调查工作就此开始了。
1979年,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始。辽宁考古工作者先是在喀左东山嘴发现了一件绿松石和一件龙首玉璜,然后又在凌源三官甸子找到了勾云形玉佩、方圆形玉璧、玉鸟等玉器。不久,又在一户村民家中发现了一件红山文化的特色玉器——斜口筒形器。考古工作者按图索骥,最终把目光投向了位于凌源与建平交界处的牛河梁。
在牛河梁,郭大顺在一副随葬玉环的石棺墓上找到了包含红山文化的泥质红陶和彩陶片的黑土地层。当时,辽河流域还陆续发现了一批属于红山文化的玉器,其中还出现了龙和与龙有关的形象。
这些发现,令当时的郭大顺和孙守道感觉到辽河流域或许就是龙的发源地。为此,两人专门合写了《论辽河流域的原始文明与龙的起源》,讨论龙的年代和龙的起源问题,并将文章提交给1981年在杭州召开的第三届中国考古学年会。在文章中,他们提出龙的起源可追溯到5000年前,以龙的出现为象征的中华文明起源也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
由于考古界早已形成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即中原地区古文化水平发展最高,文明起源最早,中原周围其他地区都是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所以龙的起源和文明起源这两个问题在当时属于“禁区”,仅根据一些调查和采集的材料就谈这个大课题,是不会被认可的。当年,郭大顺和孙守道的文章甚至没有被收入到年会论文集中。
“发现红山文化的这段经历给我们的体会是,考古发现有很多偶然性,但是偶然性中总包含着必然性,这是科学发现的规律。”郭大顺这样告诉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