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日报记者/高爽

　　2016年开年，对辽宁考古界来说，最大的好消息无疑就是1月12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的2015年中国考古学论坛上，辽宁“丹东一号”清代沉船遗址水下考古调查入选“2015年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这是该项评选自2002年设立以来我省首次有项目入选。

　　而在两天之后举办的辽宁省2015年度考古业务汇报会上，除“丹东一号”继续引发高度关注以外，所发布的其他十余个项目的成果同样亮点颇多，具有极高的历史和科研成果，引起与会者的浓厚兴趣。

　　1月14日，在汇报会现场，本报记者专访了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吴炎亮，请他结合这十多项考古新成果，对2015年的辽宁考古工作做一番回顾。

　　记者：首先想请您谈一谈今天所发布的十余个项目都有哪些亮点。

　　吴炎亮：概括起来，主要有两大特点：

　　一是在服务辽宁经济建设方面做出了我们考古人应有的贡献。大中型基本建设项目，必须考古工作先行，这是《文物保护法》赋予我们的使命。实际工作过程中，既要求我们严谨细致地做好施工区域内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同时又要服从和服务于辽宁经济建设的大局，尽量不影响工程建设的正常进行，这就要求我们在人员少、任务重的情况下必须调整工作方式，加快工作节奏。2015年，我们共开展了近50项基本建设过程中的考古工作，每一项都可以说是时间紧、任务重。今天所汇报的辽阳苗圃墓地和阜新高林台城址项目只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两个。

　　二是重大项目取得了突破。除大家感兴趣的“丹东一号”沉船已经被确定为“致远舰”之外，朝阳半拉山红山文化遗址的发掘也有很多重要发现，许多成果是对以往工作的有益补充，医巫闾山辽代重要遗迹的发现和发掘对寻找辽代帝王陵寝提供了重要线索。

　　记者：这些重大考古项目的发布，无疑也提高了我们辽宁人对本地区历史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您对辽宁文物考古工作的定位是什么？除了考古发掘之外，还做了哪些重要工作？

　　吴炎亮：辽宁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从这次我们发布的项目来看，上启旧石器时代中期，下至清代中晚期，遍及各个时代，足以证明辽宁历史悠久，文化璀璨，是文化历史底蕴十分丰厚的文物大省。同时，辽宁既是边疆省份，又是沿海省份，我们既要承担“黑色考古”的任务，又要履行“蓝色考古”的职责，对我们来说挑战和要求也是巨大的。

　　2015年，除了在考古发掘方面所做的工作，我们在文物保护和科学研究两个方面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在文物保护方面，我们完成了八大项3000多件文物的保护修复任务，抢救了一批遭到自然破损的可移动文物。在科学研究方面，我们发表了十多篇学术论文，出版了两部考古报告，全力推进六部考古报告的编写工作，三个国家级社科基金项目、五个省级社科基金项目也在顺利进行。这些工作，与野外考古工作一道，共同架构着我们文物考古工作者还原历史、印证历史、改写历史的任务。

　　记者：特别想知道在未来的日子里省考古所还有哪些“大计划”？

　　吴炎亮：随着国家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放缓，我们所承担的服务于经济建设的基本建设考古工作的量将会逐年减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必须把主要力量更多地转移到主动科研考古领域，有计划地抓一批有可能解决重大学术问题的大项目。这也是我们的主业，比如，我们在2013年就把医巫闾山辽代重要遗迹考古列为重大项目，编制了五年考古计划，并得到了国家文物局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目前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我们有理由相信，医巫闾山辽代重要遗迹考古发掘，将是我省继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之后又一重大考古发现，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这是一个长期项目，可能需要持续工作几年甚至十几年。

　　另一个重要的考古计划就是对红山文化遗迹的进一步考古研究。红山文化是辽宁考古的代表性“作品”，几代考古人为之奋斗，成果丰硕，影响深远，但确实还有很多学术问题没有解决。特别是近年来，盗掘行为屡禁不止，对遗址的破坏很大，开展必要的抢救性的发掘也是我们必须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记者：汇报会上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几位汇报人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中好几位都是年轻的80后，有一位还是85后。您对自己领导的这支科技队伍做何评价？

　　吴炎亮：承担战线这么长、工作这么繁重的任务，很多人都以为我们一定有一支庞大的考古队伍。事实上，我们所一共只有51人，在一线从事田野考古工作的不足20人，而且工作环境艰苦，工作条件简陋，能够圆满完成各项任务，靠的就是大家对考古工作的热爱，靠的是敬业严谨的工作作风和一份对民族和历史文化的责任感，这些同事始终让我心存感动。可以说，我们是一支团结奋进、吃苦耐劳，敢于战斗、善于战斗的队伍。做好田野考古工作，复原辽宁的历史文化脉络，把遗迹和遗物用最新的科技手段保护好，把它们传承给子孙后代，同时，进一步提高辽宁考古在全国学术界的地位，占领考古研究的学术制高点，这些都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使命和责任。我们之所以能够取得现在的成果，与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的重视和支持是分不开的。延续中华民族文脉，不仅是我们考古人的终身事业，也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