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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的故事之城市里的"大先生
2017年03月28日 14:49 来源:陕西日报 作者:沙莎 字号

内容摘要:何炼成教授和77级同学合影。过去说教师是教书先生,我认为先生这个称谓很好。教师最大的快乐是学生因你的教育而改变!

关键词:先生;老师;大先生;学生;炼成先生

作者简介:

   我们总能被他们身上的力量所震撼。他们把自己的学问做成了梯子成就着学生向更高处而去,他们把自己的时光做成了蜡烛让学生们的人生光彩熠熠,他们把平凡人生做成了永恒,在这永恒中成长着栋梁。

    城市里的“大先生”——“先生”的故事之二  

    记者 沙莎

  大学校园里的先生何炼成——“我要你们不唯书,不唯上,不唯师,只唯实”

  何炼成先生依旧住在西北大学。当我们和何先生的大弟子韦苇老师到他家中拜访时,他再不能站起,也不怎么能说连贯的话语。只是当问起他想不想学生时,他才望着窗外不远的校园说:“我再也不能回到讲台了。”

  听到这话,每个在场的人心都紧了一下。没有人能计算,这位在西北大学教了65年书的先生,在讲台上站了多少个小时,又对学生们说过多少话。今天,他无奈地承认,讲台于他已成为记忆。

  为师一生,何先生的生命也如同他所讲授的经济学价值规律,公平又公正。西北大学建校125年,能被西大的老师学生们公认为“先生”的人不超过三人,何炼成先生是其中之一。

  大约20多年前,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宋涛教授把一名报考他的学生极力推荐到西北大学经济学院何炼成先生门下,他在给时任院长的何炼成的信中写道:我认为在西北大学经济系读研究生并不比在人民大学逊色。

  在中国经济学界,每每提到西北大学,圈内人总会肃然起敬。刘世锦、张维迎、魏杰、张曙光……这些对中国经济学思想,甚至是经济政策制定都有一定影响力的人都出自何炼成先生一门。难怪中国社科院的著名学者赵人伟教授曾对前去报考的西大新秀深发感慨:“西北大学可真厉害,这些年到处是你们的人。”可不,何炼成先生的弟子陆续敲开社科院并不常开的大门。这在外人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

  事实上,从何炼成先生1977年开始重建西北大学经济学系,他一直就创造着不可思议。

  韦苇老师在她的一篇关于何炼成先生的文章中写道:我们班49名同学,是何炼成先生从第一批录取时以各种各样不成其为原因的原因而被淘汰下来的考生的档案中一个个挑选出来的。我们班“老三届”的人数比例,“黑五类”、“狗崽子”出身的比例,·入学成绩平均分数3项在全校均为第一。

  更有意思的是,何炼成先生所录取的学生,很多初衷并不是经济学。张维迎,这位后来的诺贝尔奖得主莫里斯的学术传人,思想解放运动的急先锋。在当年,似乎也完全不知命运如何。他说:“我当年报考志愿填写的都是中文系,但大概我的语文成绩不怎么样,没有一个大学的中文系录取我,事实上,我根本没有被录取。1978年3月,我接到西北大学经济政治学专业的录取通知书时,我还在吴堡老家种地……真是邪乎!要不是何老师,我大概没有机会学经济学的,也许根本就没有机会上学。”

  与张维迎相似的人还有很多。刘世锦,后来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说:“当时我和我们班大部分同学对政治经济学这个概念是陌生的。何老师是从启蒙的商品二重性开始,讲到麻布与上衣的交换。”邹东涛,后来的国家体改委经济体制改革研究院副院长,中组部直接联系的知识分子,当年是以物理系学生的身份入何炼成先生门下。魏杰,后来的人民大学经济系主任,国务院国家国有资产管理研究室主任,当年以大学二年级学历,考取何炼成先生研究生。

  有教无类,这曾经被无数人写在纸上的教育名言,在何炼成先生这里是重要的原则。他的学生们都曾这样感叹:“没有何先生的有教无类,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我要你们不唯书,不唯上,不唯师,只唯实。”这是何先生最常告诉学生们的话。

  张维迎曾说:“常常听说有不少老师总是按照自己的模子塑造学生,要求学生按老师的观点想问题、写文章。但当何老师的学生,享有最大的自由。我上研究生后,常常谈一些当时看来是‘离经叛道’的观点,何老师不仅没有批评我,反而鼓励我。他唯一的要求是‘自圆其说’。”

  韦苇老师笑着回忆当年:“那时何老师教了我们一帮‘刺头’,教室里魏杰、张维迎他们常常争成一片,何老师总是微笑着听我们每个人的看法,让我们充分发表意见。”

  学术上宽松,却在学业上非常严格。刘世锦专门写了一篇《想起何老师窗前的灯光》,文章中这样描述何先生的勤奋对他的影响:记得在我们读书时,厚厚的一摞作业,何老师一夜就改完了。令人惊奇的是,何老师不仅写了恰当的评语,还把人们极易忽略的不当的标点符号也改过了。晚上常常是其他房间的灯都熄了,只有何老师房间的灯光还亮着……

  “一代师表”,西北大学的老师学生们这样评价何炼成先生。他的课堂上永远流光溢彩,外圆内刚的粉笔书法,亦庄亦谐的表述,何先生的课堂吸引着西大各个专业的学生。直到何先生85岁,他一周还要上七八节课,有时一站就是两三个小时,直到学生憋不住,提醒他该休息,他才想起下课。

  在学术成就上,何先生著有《价值学说史》《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生产劳动理论与实践》《中国发展经济学》等专著十余本,编写教材十部,发表论文四百余篇。先后两次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经济学界两次获得此奖的只有两人,入选“影响新中国60年经济建设的100位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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